前秦“效果卓越”的反腐 三公争抢富商做属官
许多近世编纂的、探讨中国古代法制或反贪腐史的论著，都会把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尤其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八年)淝水之战失败前的前秦，视作两晋南北朝、乃至中国帝王时代难得的政治昌明、反腐倡廉落到实处的“黄金时代” 。
这些论述里说，苻坚本人高度重视监察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曾经在讨论司隶校尉这一监察机构最高负责人人选时表示“司隶校尉董牧皇畿，吏责甚重”，回绝了他人的提名人选，而这个“他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倚为国之柱石的诸葛亮式人物——王猛;论述指出，苻坚即位后特别重视选贤任能，重建了官员选拔机制，并严肃整治了一些贵戚豪强，连前秦的统治民族——氐族贵族，甚至贵为公爵的皇室宗亲也不能例外;一些论述还特别提到，公元378-379年(前秦苻坚建元十四至十五年，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三至四年)，苻坚的庶长子安乐公苻丕久攻东晋重镇襄阳不下，前秦负责官吏整肃的主官——御史中丞李柔公开弹劾，苻坚对李柔大加称赞，并派人送剑给苻丕，警告他“来春不捷”可以自杀谢罪，不要再“持面见吾”了，并试图以此证明，前秦苻坚时代的反腐倡廉，已突破了魏晋“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限制范畴 。
这些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源出误解，甚至刻意的断章取义，目的是根据论述者的个人主观意愿，臆造出一个古代的“反腐倡廉盛世”来 。
所谓“源出误解”，指部分论述者错误地将“崇尚儒学”当作“崇尚廉洁”的代名词，误以为“儒生”等于“廉吏”，既然苻坚毕生尊崇儒学，不仅重用儒生，而且强迫氐族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那么自然也会廉风大兴 。殊不知中国自西汉以来便视儒学为显学、官学，自唐、宋之后，儒生出身的官员，更几乎垄断了全部文官和相当一部分高级武官职位，但贪腐却也层出不穷，甚至登峰造极 。早在汉代，汉元帝刘奭即位之初重用儒生，结果这些被重用的儒生高官很快都被曝出贪腐丑闻，让这位本身也是儒生的年轻皇帝几乎信仰崩溃;后世著名的大贪巨蠹，如蔡京、贾似道、严世藩、和珅，又有几个不是儒生出身？事实上，苻坚所采用的官员选拔体系，仍然是世家大族的九品中正制、氐族贵族的血亲选拔制，和招降纳叛的封官许愿相结合，别的不说，就以和官员监察体系息息相关的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两个主官人选而言，史书明文记载的有吕婆楼、王猛、邓羌、李柔四人，其中吕婆楼和邓羌为氐族大姓豪强，王猛和李柔则是汉族高门大姓，分别出自血亲选拔制和九品中正制体系，这种体系和选拔方式固然能选拔出一些能臣、廉吏，产生庸官、贪吏的概率却只会更大 。
事实也正是如此 。
据《晋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公元361年(前秦苻坚建元五年，东晋穆帝司马聃升平五年)，苻坚“命牧伯守宰(地方官和分封诸侯)各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推荐人才，而且要求举荐者对被举荐者的资质负责，“得人者赏之，非其人者罪之”，据说达到“人莫敢妄举而请托不行”——花钱走门子做官此路不通——的地步，这些记载称赞此时的前秦“士皆自励”、“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内外之官举皆称职” 。
但同样两本书却又说，苻坚命令各公国“置三卿”，除了郎中令外，三卿和其它属官都让公爵们自行选拔任用，结果公爵们竞相招揽富商担任属官，大商人赵掇因为有钱，竟成为“三卿”的热门候选人，被多个公爵哄抢 。这条记载于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二年(前秦建元七年，公元363年，也即前一则记载后仅两年)的短短史实，却透露出多个和廉政有关的重要信息：首先，所有公爵都是皇族，所谓“虽宗室外戚无才能者皆弃不用”纯属粉饰，公爵僚属的选拔机制也腐朽不堪;其次，富商成为官员选拔抢手货，表明“举皆称职”和“士皆自励”不过说说而已 。
不仅如此，史书上记载，苻坚在得到程宪等人举报后，所采取的整治措施，第一是“自今国官皆委之铨衡”，即改由朝廷选拔机制推选，第二是不许平民和商人乘坐车马，穿着锦绣衣服 。这样的整治措施，第一条不过是把地方官和诸侯的胡乱铨选，改为恢复到魏晋南北朝司空见惯的九品中正制加皇族血统制选拔，和反腐倡廉不说背道而驰，也只能说是南辕北辙 。至于第二条，就简直是和寒门、穷人和商业社会过不去了——从制度上规定只许当官的好吃好穿，这到底是在反腐，还是在把腐败体制化？
【前秦“效果卓越”的反腐 三公争抢富商做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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