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与清政府的危机公关 曾国藩成替罪羊( 二 )
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当然也反对洋教，但认为顽固派的办法是不识时务，不仅行不通，而且是在玩火，非常危险 。他们一方面主张对教士教民不能过于迁就，一方面又“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到那时就会惹出大事，招致列强武力干预，所以“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 。
“天津教案”发生后，顽固派认为民众为保卫官员而杀洋人，说明“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可以乘此机会，把京城的“夷馆”尽毁，京城的“夷酋”尽戮 。著名的顽固派代表、内阁学士宋晋奏称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连慈禧太后也深信此点，向曾国藩谕道：“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 。尽管顽固派对政府决策有相当影响，但他们毕竟不会也不敢与洋人交涉，与洋人谈判的重任，不能不落在洋务派官员身上 。天津本属直隶，名重一时的直隶总督、洋务派重要官僚曾国藩，自然是处理天津教案的最佳人选 。在顽固派的影响下，朝廷开始态度一度强硬，曾下令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并表示要在各地作军事准备 。
曾国藩到天津后，经过一番认真勘查，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 。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 。此时曾国藩也即清政府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 。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 。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
对民众，曾国藩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 。”对法国，曾国藩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此三人以抵命的要求，认为如此处理“我朝廷命官”太丢国家、政府的脸面，并以养病为名将张、刘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风头;陈国瑞因有奕譞保护而送往京城 。
这时，清廷已急于解决危机，政策有变，总理衙门一日一催，且反指曾国藩有包庇犯官之意 。曾国藩忙又派人将张、刘二人找回，录下口供，送押解刑部 。最后，刑部判决将张、刘二人发遣黑龙江赎罪，仍未如法国要求将其处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陈国瑞却“赖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扬州治病” 。而对法方提出的缉拿凶手的要求，曾国藩知道难以拒绝，于是匆匆忙忙“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 。其实，其中有些是已判决死刑的囚犯，有些则并无确证 。对这种不讲证据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连他的门生李鸿章都不表认可，急忙去信劝阻 。
在津案处理后期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将曾任两江总督多年的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任，最后议结津案 。曾经不赞同曾国藩的李鸿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真不能不“一守曾国藩旧章” 。只是由于被打死的20名洋人中4人是俄国人，俄方此时只索高额经济赔偿并不要中国人“一命抵一命”，所以他只是将原判20人死刑改为16人死刑，其余如支付法、俄等国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完全照旧 。
慈禧的替罪羊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 。曾协助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 。而且，醇郡王奕譞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 。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 。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而且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 。丁日昌曾感叹为朝廷办事的困难：“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自然容易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而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只会空谈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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