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曾国藩 李鸿章 袁世凯的“环链关系”！
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 。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 。本文就其“环链关系”略呈浅见 。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时间上比较靠近，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 。当年曾做过“湘”“淮”大员（如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归庐谭往录》中曾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 。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 。具体看，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咸丰四年（1854年）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当然，还说不上具有“完备”形态） 。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 。
【晚清曾国藩 李鸿章 袁世凯的“环链关系”！】因“东援”需要，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开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苏巡抚）权柄，这样“军政结合”，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 。从湘、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而两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时间则更长 。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 。袁世凯的叔、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荐引 。其集团势力的奠基，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收用 。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 。及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先署理，随后实授），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 。由此可见，渊源上袁氏集团与“湘”“淮”有着相对的远近、疏亲 。
三大军政集团就是这样递次生成，交错连接，相承相续，此为体现其“环链关系”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更内在地体现于其有同有异、形态嬗变演化的关联上 。
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 。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机上，都是基于特定条件下清朝的军事需要应运而生，乘机发展 。“湘”“淮”之生成尽管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显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因势而起 。而袁世凯“小站练兵”，则是在甲午战后的背景下，适应清朝藉“变通军制”而“讲求自强”的需求而得 。没有各自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也就没有其军政集团形成的客观契机 。再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皆以“私属性”颇强的军队为支柱，进而实现密切的“军政结合”（有“私属性”军队又有督抚权柄，而此种人物实力上已非一般督抚可比），终得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集团性群体势力 。所谓其军之“私属性”，当然是就特定意义而言，主要是指在其军队内部具有相当程度的私人隶属性，而并不是说它就完全不听命、不受节制于朝廷 。湘、淮“勇营”不属于国家“经制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从形式上似颇具“国家规范”，而实际上的私人控制却愈加强化，这在袁氏即使被罢在乡所谓“养疴”期间，仍能暗中控制其军队的事实就足以证明 。军队“私属性”的要素，对于“湘”“淮”“袁”三大集团来说，可谓共同基点，也是扩大和维系其群体势力的重要保障 。
三大军政集团的相对特异性，这里主要言其三端：
一在军队新旧反差 。相比之下湘军最为传统旧式，而淮军大进一步，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日趋“洋化” 。及至袁世凯北洋新军，进而从“军制”的整体层面追求效法“西式”（这在袁氏所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的相关内容里即可见一斑），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色彩已较鲜明，淮军比之不及，湘军反差更大 。
二在群体结构状况 。湘军以“选士人领山农”（王定安《湘军记》中语）为组织要则，淮军将领出身于“士人”的则要少得多，兵员成分也明显庞杂，惟“战”是取的实用功利性强 。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选员因明显借鉴“西法”，官兵素质条件上愈发有“趋新”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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