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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哲濬之子回忆 蒋介石对东京审判兴趣不大( 三 )


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向隆万逐渐了解到，他的父亲曾经做过的工作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 。作为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濬主张因“皇姑屯谋杀事件”而把1928年作为起诉的始点，得到国际检察处的认可，这比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提前13年，比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提前9年，比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提前了3年多 。
“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 。”梅汝璈生前在日记中的这句话，也被向隆万所提及，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东京审判涉及的许多史实都发生在中国，然而，对于这段史实的研究，中国却相当薄弱，“关于东京审判，日本的相关研究最多，欧美其次 。东京审判的史料在美国和日本保存得较多，11个同盟国代表团的法官和检察官大多有回忆录，大都分散保存在各国 。虽然在中国台湾和大陆也有若干东京审判的资料，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并不多，学术论文和专著就更少了 。”
他举例说，1983年，日本在原巢鸭监狱旧址建造的太阳城召开了迄今最重要的一次东京审判国际讨论会，西方、日本的重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而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加国的中国，“我们只有一位在东京的访问学者列席了” 。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海外学术界针对东京审判的相关研究已经很深入 。“中国和东京审判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之一，因为海外对东京审判虽有深入研究，但在300本专著中没有一本以日本侵华罪为主题，也没有一本以对华暴行罪为主题 。”
在2012年，程兆奇教授曾评价，总体而言，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还是处在起步之前的阶段，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因为，“在2012年之前，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内都没有出版过海外关于东京审判的有关文献，而你做研究的话，一定要收集原始材料 。”
而今，在程兆奇教授看来，在国内学术界，针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氛围在这一两年当中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去年召开了一个国际讨论会，不仅海外最好的学者来了，而且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国内的学者也提供了20篇论文，这些论文都是深入某方面材料做成的” 。
历史的选择与今天而在不多的文字记录中，“文革”期间，向哲濬在向当时的工宣队的一份检查材料中提及，在1946年3月25日至3月27日间，蒋介石会见了东京审判检察长季南，宋美龄在座，蒋介石还送给季南一张自己签名的照片 。然而，向隆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了《蒋介石日记》，在东京审判的近3年间，蒋介石在日记里只有两次提及该审判 。向隆万于是了解了父亲当时所处的处境 。
而向隆万的母亲周芳在前述回忆录中也提及，东京审判初期，中国法官及检察官只各配一位秘书，即方福枢先生和裘劭恒先生，其他人员很少 。“最初政府没有派几个人员，明思晚上还要自己打字，准备文稿 。后来国际法庭同事看了不安，要明思多请人员来协助 。明思很为难，既不好说国家穷，更不能说政府不重视 。”
前述回忆录也写道，在东京审判的法庭审理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向哲濬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之职，他当即电辞;在向哲濬回国后，国民政府又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要其速往台湾赴任，并告知在广州有准备好的飞机，可携眷同往，他又将此任命辞去 。
其后，向哲濬决心留在上海，再回到教育岗位 。1949年2月，他接受了私立大厦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和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聘请，担任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等课程 。可惜不到两个月，学校因形势巨变而暂时停课，向哲濬携全家搬入上海铜仁路的一处租房，一住就是近40载，直至病逝 。这以后，向哲濬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任教，1960年担任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外语教研室主任，1965年退休，他再没有做跟法律相关的老本行 。
而在向隆万的印象中，父亲极少向人提及与东京审判有关的经历，他也从未埋怨过什么，在师生的印象当中，向哲濬是不怒而威的，这与他印象中的父亲行事风格肖似 。曾有学生问向哲濬：“东京审判的检察官有多大？”他只答：“代表国家啊！”
1958年，向隆万在考大学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了两句话：其一，国家建设需要理工人才;其二是，如果你做社科人文，不能独立思考，是很痛苦的 。最终他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后来又去复旦大学进修，学的是数学，之后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了21年，直到198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他才调回了上海交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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