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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哲濬之子回忆 蒋介石对东京审判兴趣不大( 二 )


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1国各派1名法官和1名检察官参加审理 。1945年12月8日，蒋介石批复当时的外交部：“拟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梅、向二人因此分任中国法官和中国指派的陪席检察官，梅汝璈为向哲濬的清华师弟，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毕业 。“梅汝璈和我父亲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他们都是学四书五经出身，家国情怀很重，又接受过东西方最好的教育 。”向隆万说 。
而东京审判历时924天，开庭次数达818次，419名证人出庭，庭审记录有48412页 。加上前期初期准备阶段，在前后长达3年间，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 。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12人 。
与此同时，东京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 。但彼时蒋介石的心思已关注内战，对东京审判甚少过问 。
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的高文彬教授曾当面跟向隆万提起过，当年他们坚持每天将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整理存档，一式两份，两年多下来，保存并整理了两大箱资料，高文彬与向哲濬为此特意从日本横滨坐船将两大箱资料运回中国，这两份资料，一份交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送到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可惜的是，后来这两份资料都下落不明 。后来我问了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他们答复说都没有东京审判的史料;我也问过南京第二档案馆，他们说正在整理，后来也没有下文……我那时只是想找到这些史料，了解当时我父亲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
其间的一个插曲是，倪征日奥的女儿倪乃先后来告诉向隆万，她曾在北京的地摊上见过有人卖部分史料的，但是，终难寻觅 。
2002年，向隆万退休了，他有了专门去寻找史料的时间 。而他的妻子、同样为上海交大教授的蒋馥也颇为支持他 。2006年，借着一次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到美国的考察机会，向隆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呆了一天，搜寻有关东京审判的资料，那次他发现那里有20多卷有关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 。“以前是一头雾水，这次算是摸清楚了史料在哪里 。”
2006年，向隆万参加了在美国求学的小儿子的硕士毕业典礼，又一次去了华盛顿 。这次他又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寻史料，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也找到了20多卷史料 。
那次，他在美国呆了一个月，书籍与史料繁多，缺乏历史研究经验的向隆万就依靠着输入“向哲濬”、“东京审判”这些关键字查询 。“但是即使有了索引，也要一本一本地找 。”他在索引卡上找到父亲的名字，借来那些录像带，用自己带的傻瓜录像机，边放边录了下来 。由于录的声音效果并不好，他又找到庭审笔录，仔细核对，回国后自己为这些录像配音 。
为了节约开支，他和妻子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每天清晨，朋友的太太开车将他们送到火车站乘火车到纽约，而后转乘地铁至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晚上再原路返回，朋友开车去接 。后来，他们也去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印资料 。“在2007年那次，我们翻拍了20多张照片，根据查阅索引复印了100多页父亲的讲话，还有两段录像资料，回来时就感觉比较有底气了 。”他说 。
在那次，向隆万第一次看到了历史档案中的父亲 。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向隆万出生时父亲向哲濬已经年届五十，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脾气和悦 。而在他翻拍的一段东京审判的黑白色的庭审录像中，当日本律师山田半藏正在念着1931年大阪商会的报告并称中国东北存在“反日活动”时，一身西装、坐在一旁用同声传译耳机听着的向哲濬，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一把拿掉同传耳机，在山田半藏发言尚未结束时，当仁不让地站在话筒前，代表检方，拒绝其所谓的“证据” 。
向隆万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非常震惊，“父亲那个样子跟我脑袋里他的形象反差很大，他那么有底气，有气势，镇定自若，一点也不温良恭俭让！”
在2010年，向隆万再次自费前往美国查阅史料 。他清楚地了解到，1946年2月，父亲向哲濬率先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11月对战犯宣判之后才离开，经历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 。而据他统计，父亲在东京审判庭审中有过20次发言的记录 。
“代表国家啊！”
“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道 。判决书宣读了7天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战犯有罪，并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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