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 东林党人分权运动与明朝灭亡( 二 )
言官虽具有一定独立性，根本上仍不出君主权力范围，东林党人正是要改变此点 。他们不仅坚持言论当由“天下之公”规定，从而在理论上巧妙地剥离出君权对言路的限制，更在实践上抵制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即以内阁驾驭言官的政策，而强调言官之独立性 。他们还将言路范围扩大到言官之外 。太祖《卧碑文》曾规定，生员不得妄议政治，但“一切有关军民利害者，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 。东林党人沈思孝在援引碑文时，有意回避了生员不得妄议的字句，却放大了各色人等议政的含义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朝鲜政策、立储、矿税等重大国是上，东林党人无论是否言官，多有公开激烈的议论 。
在东林党盛期，其言论与内阁形成对峙局面，东林党人言论的唯一敌人似乎就是中央政权 。今人常注意王锡爵与顾宪成的一段问答：“娄江谓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 。先生曰：‘外间亦有怪事 。’娄江曰：‘何也？’曰：‘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 。”由此可见双方对立之，而究其实质，还是作为士人联盟的东林党人，通过言路向中央政权要求分权 。学者张宪博指出，万历十年以后的内阁，完全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是与皇权的对抗 。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进而在国家事务和体制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 。这是近代因素出现后，君主权力衰落并被逐渐分解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幕 。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常奏疏言论，东林党人还特地编辑出版了《万历邸钞》、《万历疏钞》等书籍 。收录的多是东林党人就国是提出意见的上疏，过去却被隐匿、留中，或者禁止在邸报上转载 。他们将这些疏奏结集刻印，不但可集中展示东林党人的政见，形成一种政治宣传，更是对隐形言路封锁的一种突破 。由此，党人朋友式的结合被公诸于众，那些说出而未得到倾听的言论，也因之传播开来 。
在庙堂，东林党人则争言路之独立与扩大;于江湖，东林党人则借由书院讲学建立同人网络 。网络的核心当然是顾宪成与高攀龙在无锡主持的东林书院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高、顾二人复兴东林书院，“讲学其中 。每月三日远近集者数百人，以为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 。小人闻而恶之，庙堂之上，行一正事，发一正论，俱目之为东林党人 。”由此可见，东林书院的公开讲学虽然每月只有三日，每次数百人，却不仅限于讲学，还臧否政事人物，甚至能影响中央政局 。顾宪成在《东林商语》中更和盘托出同人之抱负：“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之学问 。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乡矣 。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国矣 。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 。”书院讲学由一地出发，开花散叶，合纵连横，最终达成“天下善士”之聚合 。值得注意的是，顾宪成、高攀龙均是商贾之子，特别注意市民及工商阶层的利益，他们提出“恤穷人、体富民”，主张“曲体商人之意”，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实际上形成了为地方士人、工商、普通市民等阶层联合代言的格局 。
在东林书院感召下，江南书院闻风而起者甚多，重要的如常州经正堂、金坛志矩堂、宜兴明道书院、虞山文学书院等，以顾宪成等为精神导师，“皆捧珠盘，请先生莅焉” 。书院讲习之风更扩而广之，终于形成所谓四大书院为主的全国性网络，即东林书院、江西的江右书院、福建的紫阳书院、陕西的关中书院 。通过书院山长、骨干成员之间的交往而形成的全国性人际网络，也成为东林党政治运动的后援 。因此天启年间，阉党得势，立即拆毁东林书院，同时关闭关中、江右、徽州等地的各书院 。
党社之流弊
东林党人以“天下公理”自恃，往往流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当时天下士人，凡不入东林者，每被唾斥，似乎东林党人就垄断了世间的真理与道义 。而此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所对应的，往往却又是并不精通国是政务的迂腐 。因此东林党人在与阉党、浙党等斗争的过程中，常沦为“为党争而党争”，乃至意气用事，抱团取暖，党同伐异 。就连其精神领袖顾宪成也承认，“今日议论纷纭，诚若冰炭……大多都起于意见之歧，而成于意气之激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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