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曾国藩父子“低头一拜”的人物( 二 )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曾国藩，又经过多年宦海沉浮的历练，深知“日中则昃，月盈则亏”的道理，意识到“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祸咎之来，本难逆料”，“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这样，才能“持盈保泰” 。也难怪曾国藩对屠羊说如此崇拜了！这里，曾国藩感佩和心仪的是屠羊说内心的超脱与宁静 。
曾纪泽(1839—1890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子 。曾国藩死后，曾纪泽袭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崇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干才，他被遴选去从事外交事务 。1878—1886年间出使英、法、俄国 。1879年因崇厚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丧权太甚，举国哗然，清政府迫于舆论，拒绝批准条约，并于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兼充出使俄国大臣赴俄谈判，力图挽回损失 。面对如此不利局面，曾纪泽不避艰辛，决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 。他分析形势，认为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力已大受损伤，且与英国等国有矛盾，不会再对中国发起一场战争，俄皇与其外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结之意 。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驻扎西陲，可以作为后援，因此，事情犹有可为 。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繁复辩驳，终于于1881年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争回了部分权益和领土 。这是曾氏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件事，为其生前身后赢得了美好的声名 。
时至晚清，政象纷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 。1864年的曾国藩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谓名既大，谤亦随之 。在他享有极大极高尊崇的时候，非议之音也纷至沓来，“左列钟铭右谤书” 。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轻 。
但是，在不久以后的中法战争和中法交涉中，曾纪泽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 。作为行走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臣，他有责任和权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对时局的设想，曾纪泽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努力向最高决策者进献忠言，希望能为国家再争得一线生机 。本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国力已经颇有些气象，而法国经过普法战争的失败之后，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统筹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场上与之一决高下，在谈判桌上与之腾挪周旋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审时又昧于大势，只是一味地妥协退让，致使曾纪泽的真知灼见在中法交涉中没有发挥积极的效用 。交涉的不利结果和来自国内的训示让他懊恼，他深感自己的无力与无奈，思忖年华渐逝，鬓发已衰，他只能随缘了 。此时，陶彭泽闲静、淡远的人生态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 。
曾氏父子都感到世事无常、祸福难测——“人间随处有乘除”，但他们生活的年代不同，人生遭际不一样，具体的人生态度也稍有差异：曾国藩位尊权重，深忌“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因此很超然——“万事浮云过太虚”;曾纪泽承袭父亲勋名，有才，但不能见重于当道，而政府举措失宜，中外交涉自是歩履维艰，处此情境，“一腔愤血，寝馈难安”，深叹“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似有听天由命的味道——“万事乘除问酒家” 。不同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他们以后各自的行程：曾国藩谨小慎微，获得善终，死后谥号“文正”，备极哀荣;曾纪泽的主张因与最高当局的决策相抵牾，先是被免掉出使法国大臣兼职，后又被召回国，在京城做着不大不小的闲官，“不得当路之助”，颇不得意，郁郁以终 。
曾氏父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陶铸出来的精英，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影响下，他们具备了一些传统士大夫所没有的因素 。曾国藩是洋务派的地方首领之一，曾纪泽似乎走得稍远，他精通英语，目光新锐，持节外洋，在中外交涉中折冲樽俎，为国家挽回了些许权利 。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充溢着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仍属于传统的士人阶层，只是时代的风云变幻将他们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在晚清诡谲的政局中，他们本能地将思维指向旧有的诗书典籍和他们心目中的名人贤士，在那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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