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汉朝的最大问题:到底是先富国还是先强兵
战争公共物品与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类社会最初主要的公共物品并非法庭、灯塔或其他公共设施,而是战争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是对内的公共物品,“戎”则是对外的公共物品 。即使被认为是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周族,据钱穆先生说,最初也只是一个武装集团 。一般的公共物品有较好较坏之分,可有多种结果;而战争这种公共物品一般只有两种结果,战胜或战败 。战胜则扩张领土、掠得财宝和奴役他族;战败则丧失生命或自由,财宝被掠,土地被占 。
所以政府本身的强制性,首先是因战争的强制性 。如果不想被敌人强制,就要强制自己 。这也许是政府这种强制性组织出现的最早的原因 。组织资源以进行战争就只能采取强制性的手段,如规定民众有服兵役的义务和征税 。早期的税赋主要用于战争,可以从“赋”字的结构看出 。右边的“武”字已经说明其目的,左边的“贝”字则指货币 。《汉书·邢法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 。”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兵役和纳税的含义,就是从自己拥有的资源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战争 。这一部分如果太少,投入战争的资源不足以战胜敌方,则会因战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太多,就需要民众在自己的资源中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战争 。但当这个比例过大时,民众的经济自由就会受到侵犯,他们也没有积极性去进行生产活动,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作为民众收入一部分的战争所需资源也会减少 。这也可能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
所以,在理论上,有一个将资源用于战争的最佳比率,如果都换算成货币,就可称之为最佳税率 。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找到这一最佳税率相当困难,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 。税率往往在“太少”和“太多”之间徘徊 。在外无强敌,威胁尚远时,一个社会可能会采取较低的税率;但当大敌当前,威胁迫近时,就可能采取较高的税率 。
并且,组织资源投入战争的政府并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务,它有着自己的利益 。如果从民众那里征得的税赋高于用于战争的花销时,就会有盈余,这一盈余就会归组成政府的政治集团享用 。因而,借用民众对敌人的恐惧,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税赋,从中获得更多的盈余,也许是不少组成政府的政治集团的一种短期倾向 。当这个政治集团的领导人物有着长期眼光时,他们会抑制征重税的倾向 。
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些集团更有优势提供进行战争的资源,他们就更喜欢战争,也更喜欢由战争的原因而向民众征收更多的财富 。这些集团即使在政府内部,也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不同,他们并不考虑从长期看提高税率是否压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繁荣,和动摇了政治集团的政治基础,只是借战争之名从政府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私利,因而这种集团所推动的高税率还存在着一种利益刚性,使之不易更改 。
《盐铁论》:一个汉代的例子
在西汉初年,汉朝实力较弱,如果为抵御匈奴而提高税率,则可能因压抑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不能使社会迅速繁荣起来,也就没有实力基础对抗匈奴 。因而,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从吕后到文帝和景帝很明智地以向匈奴示弱,或用和亲的方式使匈奴减少对内地的侵扰,同时实行较低的税率 。在那时,田赋曾降低到三十税一的水平 。在以低税率为核心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下,西汉社会迅速从秦末战争中恢复起来,并积累了大量财富 。这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
到了武帝时期,虽然社会已很繁荣,但税率仍是文景时期制定的,仍不能支持主动出击进攻匈奴的资源所需 。这时出了一个桑弘羊,提出了盐铁官营及其他聚财的建议,为汉武帝北伐匈奴解决了一时之需 。然而盐铁官营一方面有“与民争利”之嫌,而且造就了一个靠盐铁官营牟利的官僚垄断集团 。这个集团一旦出现,就有了不同于汉王朝的利益的自身的利益 。这一集团也更为“好战” 。在他们的支持下,汉武帝后来的战争已经不是为抵御匈奴,而是为了炫耀武力,甚至是为了掠夺(如汗血宝马) 。
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 。“贤良”“文学”批评以盐铁官营为主的一系列政策侵害了民众的利益,而“御史”“大夫”则以抵御匈奴为之辩 。贤良文学们指出,官营盐铁的产品质量低、品种少和价格高;而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垄断集团借盐铁官营以牟私利 。对于大夫们提出的所谓“抵御匈奴”的理由,贤良文学们反驳说,如果朝廷能够示以仁义,天下将会近者悦,远者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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