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明朝时期的东西君子之会 耶稣会与东林党

耶稣会士到中国后,他们与“东林党”关系非常密切 。他们的结合是道德层面的,而非信仰层面 。万历二十三年(1595)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的东林讲学 。无锡东林书院是宋代杨龟山的讲学遗址 。经十年讲学,各方官绅纷纷来此聚会,成为规模,于是重修东林书院 。书院在学术上尊程朱,反陆王,用“白鹿洞学规定法程 。……阐提性善之旨,以辟阳明子天道证道之失 。”但其实书院的宗旨在议政不在论学 。黄宗羲《明儒学案·顾宪成》说:“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 。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 。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 。”参加东林议政的很多是进士翰林,在中央和地方有盘根错节的势力,他们的舆论构成一股民间政治力量 。
东林的势力在江南和北京 。来华耶稣会士主要也经营这两个地区,而且也正是利用儒家士大夫作传教工具 。这样,东林党政治运动和天主教传教运动就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 。这方面有历史记录 。十七世纪巴尔托利(Bartoli,1608-1685)的一部《耶稣会历史》说: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在东林书院主讲过 。神父们对东林党表现出巨大热情,大力称赞东林书院的道德标准 。同时,“书院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友好感情 。”东林党和天主教关系密切的说法可以得到中文资料的证明 。邹元标为东林讲学的健将,与顾宪成、赵南星并称为“三君” 。他与耶稣会士早有交往,利玛窦托郭居静携书信去见他,谈得很好,并按规矩还信给利玛窦,明确地引他们为思想盟友 。其《愿学集·答西国利玛窦》曰:
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门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岛而见异人也 。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 。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 。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无余,门下肯信其无异乎?中微有不同者,则习尚之不同耳 。门下取《易经》读之,干即曰统天,彼邦人未始不知天 。不知门下以为然否 。
【揭开明朝时期的东西君子之会 耶稣会与东林党】天启、崇祯年间,首辅沈一贯、叶向高、韩偏向天主教,徐光启被起用负责治历和防边,许多天主教徒被重用,像王征、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西学集团和东林党在许多方面并不相同 。“东林讲学,遥执朝政” 。而入教者通常都不像东林党那样富有政治激情,而是靠翻译和钻研科学立身,对西学本身更感兴趣 。西学集团与东林党在精神上确实有相通之处,在利益上也是联系的,但这基本上是道义的联盟 。谢和耐说:
东林党,笼统的讲是整个东林运动,和传教士接近是因为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 。大家赞扬的勇敢精神、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严格性,这些既是东林党人所希望的善行,又是优秀基督徒们的行为 。但我们还应进一步说,把东林党人与传教士联系起来的似乎是他们观点和利益的一致性 。他们都与宦官、佛僧及其盟友们为敌 。他们对于佛教一直向文人界发展而感到恼火,都反对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的空头哲学讨论,支持与他们有关绅士们的社会责任观相吻合的实用儒家,关心帝国的防务及其财政状况等 。东林党人只会感到与传教士们意气相投 。
西学集团和东林党人在道义上相投,但在政治权力的争夺方面,天主教徒并不像东林党那样热衷 。天启四年,叶相高、韩先后被罢去相位,魏忠贤的附党魏广微用同年之谊来拉拢徐光启,任他为礼部右侍郎,徐光启观望事态,明智地没有就任 。崇祯二年,阉党被除,徐光启为此觉得不光彩,在《再沥血诚辩明冤诬书》中说清楚这一段历史;“魏广微……秉政之日,数与人言,促臣赴任,而臣年余不至 。谓臣不入牢笼 。”这事说明徐光启未卷入党争,比较慎重,也说明他和他周围的西学人物与争权夺利的官场若即若离 。查继佐《罪惟录·徐光启》说:“时廷臣酷水火,光启中立,不逢党 。故此(指用孙元化、王征等人的方案)置之若忘之 。独天子知其学主自尽,将之以诚,不任气,特手敕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 。”因为徐光启是基督徒,所以比较超然于党争 。崇祯任用徐光启是因为他有历学、水利、农事和制炮的真才实学 。他任用的其他西学人物也多半是修历、造炮、练兵的专家,凭技术和专业知识效国 。
天主教徒掌握了“西学” 。东林党人对天主教“西学”中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但对其道德伦理和热衷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冯应京被视为东林运动的先驱,通过利玛窦《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西方式的道德哲学,坚定了他政治态度,并差最后一步而没有加入教会,成为教徒 。相似的情景发生在后来的叶向高、邹元标、张问达、冯琦等东林人物身上 。党派斗争需要对敌勇气和内部忠诚,在赠给利玛窦等人的诗文中,东林人物对耶稣会士身上表现出的忠诚、严谨、热心、牺牲给了最多的称赞 。这些都是东林党人急需的 。东林党人都是忙得没空治学的人,但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哲学来主导全国,基督教神学一度成了他们的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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