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派（珍贵影像）岭南文史杨奇：一位穿梭粤港冒险犯难的传奇报人( 三 )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邓琼图

二战结束后，港英当局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而且默认中共在港开展半公开的活动。《华商报》在这样的环境下复刊，在我党宣传日益受迫于国民党统治区严酷的文化钳制时，建立了一个极佳的海外舞台。
《华商报》旗帜鲜明地主张“团结人民，打击敌人” ，影响力从香港辐射至中国广阔的内地，也飞洋越海到了欧、美、东南亚。这样一张报纸，国民党当局自然会视为眼中钉。
因此，当1947年8月杨奇被调到《华商报》担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时，面临着报纸在经济和发行方面的巨大生存压力。

在《华商报》工作时期的杨奇，留影于香港达德学院

杨奇以往主要从事报纸编务工作，到《华商报》之后，则必须从经营管理方面重新学习和实践。他一方面配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发出的“救报运动”倡议，接受来自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广大读者的捐助，同时也依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持续扩大在广东各地的发行工作，使出了一系列“绝招” 。
比如，他请铁路工人将当天出版的《华商报》带上九龙开往广州的火车，当车途经广州郊区石牌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已在铁道边等候。到了约定地点，工人将报纸包裹从车厢抛落轨道外，地下党员便迅速捡起来，分发到广州各间大学去。
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重庆《新华日报》在1947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之后，香港《华商报》已是解放区以外唯一能直接传播中共中央声音的报纸。在解放战争期间，对于蒋管区人民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斗争，解放区军民抗击国民党进攻的胜利，中共诚邀民主党派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等重大新闻，《华商报》上都做了翔实的记载。
几乎可以说，《华商报》是一部记录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史书” 。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它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也是通向中国共产党、通向解放区的一座桥梁。
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到《华商报》来，并由报社转送到内地解放区参加革命。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也一个一个地设法通过《华商报》与中共接触，洽谈军事起义、经济起义的计划。这是《华商报》在版面宣传报道之外，所承担的另一重历史使命。

1948年5月《华商报》对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的报道

也正是在这里，杨奇延续着昔日在东江游击区的际遇，又亲身投入到护送著名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行动中。
特别是在1948年12月掩护李济深先生乘船离港的过程中，就是他乔装打扮，从港英特工层层监视的宴会上， “接”走了这位“重要的客人” 。
1949年9月末，全国政协通过共同纲领、国歌及国旗。国旗面积大小及五星的位置等都有详细规定，《华商报》刊登了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杨奇提议：“我们报社应该立即挂新国旗！”这得到该报领导班子一致赞同，遂派人到电车路横巷内一家缝纫店去订货，按尺寸大小制了一面标准的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杨奇应邀在香港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致辞，主张一定要悬挂新国旗——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远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华商报》社的天台上，全体人员也齐集肃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这是香港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亲手催生《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
此时，作为代总编辑的杨奇已收到党组织的指令：鉴于南下大军中的新闻干部很少，一待广州解放，《华商报》即行停办，全体干部职工赶赴广州，参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创办工作。
杨奇再一次发挥了他在特殊环境下既大胆又缜密的组织才能，短短时间内，在维持日常出版的同时，完成了组织员工转移回粤、秘密筹备停报等诸多事宜。
10月13日，南下大军已进至广州近郊，全城解放指日可待了。杨奇通知上夜班的同事，把随身的行李包带回报社，以便15日早上轻装出发。 14日下午，他亲笔写下了这篇《华商报》的休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