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的“中年危机”(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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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席瑞发言
更无奈的是,每当有能力的辩手将一道很现实、很琐碎的辩题,从市井生活上升到一个更宏大的层面展开讨论时,观众往往又听不懂了,认为“以小见大”是跑题了。
在讨论“妈妈应援男明星不顾家我该不该劝阻”时,黄执中由表及里,从“妈妈应援男明星”进一步剖析“饭圈文化”,甚至用三页PPT来仔细讲述“崇拜与排他”、“身份剥夺”和“极端榜样”,几乎囊括了当下年轻人追星过程中的所有恶习,但是弹幕里滑过的是一排排“跑题了”、“他在说啥”。在#黄执中谈饭圈#的微博热搜下,始终有网友认为这样的表达与辩题无关。
换个角度来看,这正是辩题“趋小”所造成的困境。观众跟随辩题困在了具体、碎片化的情景中,从一开始就主动将自己的想象“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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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黄执中发言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观众而言,《奇葩说》的功能绝不是用来解决生活中的琐事。
抛开家长群原本的立意不谈,吹捧老师是对是错,是跟风还是置之不理,作为成年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在厕所听到同事说自己的坏话,是走出来撕破脸还是按兵不动,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利弊权衡。
一直以来,《奇葩说》最绝妙的地方不是在面对一个生活琐事时手把手教你怎么选,而是通过一道辩题,开拓着荧幕前每一个人原有的思维逻辑、知识储备,激发了观众无数的想象空间,改变着大家看待世界的眼光。
不是只剩下抛梗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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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第一季到第七季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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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迈入“中年”
《奇葩说》其实是一档很怕“变老”的节目。
从顶着“40岁以上观众需要在90后陪伴下观看”的标语横空出世,到如今90后也开始迈入30+、Z世代变成文化娱乐消费的主力军。为了吸引更多受众,《奇葩说》一直在强调自己“年轻”。
第7季监制李楠楠在接受《三声》采访时回答过,如果非要在“吸引新用户”和“留住老用户”中做选择,《奇葩说》会倾向于为年轻的用户提供他们需要的快乐。
马东也在节目中谈到过为什么要对某一问题展开辩论,是因为现实中有人处在这样的困境里,节目希望为他们发声,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于是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辩题范围被近一步缩窄,镜头更加聚焦,促使舞台上的讨论空间和现实重叠在一起,给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传递出一种感知:我很懂你,我在讨论你现实生活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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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奇葩说》第二季
但如果这些就是当下年轻人最为关心的事情,不知是不是另一种悲哀。
在这个舞台上,“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婚前XXX”曾经被大大方方地拿出来讨论过,“要不要支持父母住养老院”、“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要大城床还是小城房”也不断发人深省。还有那些脑洞大开的题目和并不存在的奇葩星球,让观众听到了“远方的哭声”,记住了开尔文和“两朵乌云”。
上述的很多期节目都为我们打开新的世界,走到2021年,《奇葩说》的晋级赛中不再探讨少数群体,不再坦然面对人心深处的欲望与贪婪,就连包罗万象的奇葩星球也只出现了一次,讨论的还是要不要支持“前任点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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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第7季一头扎进“苟且”,在“苟且”中制造极端矛盾,到底是自身对受众关注点出现误判,还是在迎合当今赛博空间里愈加保守的思想浪潮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舆论环境,值得深思。
但可以肯定的是,守住了“苟且”的《奇葩说》并没有彰显出年轻活力,反而变成了一个无趣、温和的“中年人”。
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诗歌除了给人们带来娱乐和益处之外,还应该对读者有所规劝和帮助,也就是寓教于乐。而后这个观点被归为艺术的社会功能之一。
《奇葩说》作为一档娱乐大众的综艺产品,曾经很好地平衡了娱乐和表达,实现了不同于道德说教一般的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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