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诞生于西亚,中国马车出现在商代,其产生的源流如今仍有争议( 二 )

马车诞生于西亚,中国马车出现在商代,其产生的源流如今仍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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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夏朝的车马实物,所以,商代以前,乃至更早的中国车马是什么样的,如今还无从知晓。相比较而言,西方的马车发展脉络很清晰,从最早用驴拖拉的,装实心车轮的四轮车,逐渐进化到轮子上有辐条的双轮马拉战车。而商朝的马车是突然出现的,而且一出现就特别先进,结构复杂,工艺高超。就辐条而言,西方当时的车轮辐条最多只有8根,可是商朝车轮的辐条多达18根,甚至是26根,而且轮子的直径巨大,制造技术之高超远非同期西方战车可比,然而如此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突然横空出世,却寻找不到它的起源和演进过程,不免让后人感到困惑。因为太神秘,所以,对中国马车技术的来源,如今存在着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认为,中国车马技术是外部传入的,另一种则认为起源于本土。支持外部传入说的人认为,最早拥有马车的商人起源于贝加尔湖一带,从安阳殷墟的商王族头骨特征来看,也确实与贝加尔湖古人的头骨遗存比较相似,而与史前华北人、现代华北人有较大差异。《史记·殷本纪》这样记载商朝始祖契的出生:“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就是三个人沐浴,其中有娀氏简狄吞了一个鸟蛋,就怀孕生了契。这个传说和满族起源的传说几乎如出一辙。满族传说为三仙女沐浴,佛库伦吞食神雀带来的朱果而怀孕,生下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所以商人的祖先可能与满族一样来自西伯利亚,而那里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圈,所以商代的战车有可能是从那里传入的。并且,马车需要驯化的马拖拉,可是在商以前的墓葬中,只发现过野马骨骸,却从来没有发现已驯化的马,这说明,在商以前,中原没有掌握驯养马的技术。而到了殷商后期,驯化的马却与战车一起突然出现了,这使人觉得,马很可能是伴随着车一起从外部传入的。虽然在古籍《世本》中有“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的记载,但这只能说明商人的祖先相土和王亥是懂得驯服牛马的,却不能证明这种驯化技术是商人自己发明的。正如虽然有仓吉造字的记载,可事实上文字不可能由仓吉一个人突然创造出来一样,牛马的驯化技术也不可能有由相土、王亥突然发明,只有得到了传授,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如果是商人自己长期摸索出来的,却因何未见任何记载?这也让人怀疑马的驯化技术是从外部传入的。支持本土起源说的人则认为,中国马车与西方马车产生和形成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根本不是同一种车,两者没有任何渊源。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系驾方式,西方马车以马的脖子来承重,通过套在马脖颈上的颈带来拉车,以至于拖拉重物的马往往因气管受压迫窒息而死。古希腊诗人荷马曾经吟唱道:“拉车的牲畜真可怜,它们被勒得翻白眼。”有人说荷马是个盲人,他怎么可能看到马拉车的样子?荷马确实是盲人,但古代的盲人吟诗时,是根据别人的描述来吟唱的,他虽然看不见,但别人会告诉他。而且中国人驾驭马车时,缰绳是攥在御者手里的,而埃及马车的缰绳则是拴在驾车人腰间,这也是很显著的区别。马车诞生于西亚,中国马车出现在商代,其产生的源流如今仍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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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作者李约瑟断言,使用西方系驾方式的马车载重很难超过500公斤。而中国马车使用了“轭”这个部件,让马以肩部来承重,因而,载重量远大于西方马车。而且,西方的车肇始于四轮形制,可是中国从未有过四轮车,即使皇帝出行用的巨型马车也是两轮的,如果中国学习了西方马车技术,怎么可能只学两轮车而不学四轮车呢?马车诞生于西亚,中国马车出现在商代,其产生的源流如今仍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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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车的起源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是根据已知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商以前的中华文明还是落后于西亚文明的,马车产生得晚,正是这种落差的体现。因为马车是一种复杂的机械,只有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制造,马车上的一些部件,只有在金属工具产生并普及后才能实现加工。印第安人也拥有数千年文明,可是直到白人踏上他们的土地时,他们仍然没有车,因为他们没有金属工具。从历史上看,应该承认印欧人确实是强大的族系,他们首先进入文明时代,驯服了马,发明了车,又是他们产生了深邃的哲学思想,发明了现代科学,率先进入工业时代。华夏民族是幸运的,作为一个较晚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在他弱小的萌生初期,得益于大海和高山沙漠的保护,没有遭到那些强大民族的侵害,生存了下来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公元前1274年5月,埃及与赫梯的卡迭石战役中,双方投入的战车达6000辆,而两百年后爆发的牧野之战,商周双方仅有400辆战车,说明他们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条件远不如赫梯和埃及,如果那时中原遭遇这些先进强大的先进民族入侵,是很难生存的。当然这一判断是建立在承认西方文明史基础上的,如果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等古老文明完全是后来西方人虚构的,则一切要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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