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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云研讨︱古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救灾经验，

_原题为 云研讨︱古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救灾经验
5月8日 ， 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主办的第五次网络研讨会召开 。 此次会议主题为“古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救灾经验” 。 本次讨论会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乌云高娃、王申、吴四伍主持 。 会议采取报告人主讲、与谈人点评的讨论形式 ， 共有8位研究人员一起做了深入讨论 ， 奉献了一场难得的学术盛宴 。
目前 ， 全球正遭遇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疫 ， 中国抗疫实践体现了独特的救灾路径 ， 且取得了明显成效 ， 其中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救灾经验的作用不容忽视 。 审时度势 ， 在学理上系统探讨古代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救灾机制 ， 总结全人类 ， 尤其是中国在无数次救灾实践留下的宝贵经验 ， 是学术界的责任与担当 。 历史是一条奔腾的大河 。 宋元明清各朝代开创、继承和发展的诸如仓储、水利、赈灾、地方治理等救灾制度 ，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有鉴于此 ， 此次学术讨论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宋元明清的救灾经验 ， 二是救灾所反映的国家治理能力 。
宋代救灾的大平台与国家治理新理念
唐宋以后 ， 传统社会中诸多治理制度开始日渐成熟 ， 影响深远 ， 在救灾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 通过制度化救灾 ， 实现救灾储备的合理布局与能力提升 ， 是宋元以降的重要经验 。 因而 ， 此次讨论的重点是国家利用物资储备调控物价、灾害治理的常平体系 。
尽管囿于网络问题 ， 略有插曲 ，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俞菁慧做了非常精彩的主题演讲 。 俞菁慧多年来从事王安石变法研究 ， 对于北宋常平体系的建设 ， 有自己的全新观察 。 她独辟蹊径分析北宋推行常平体系的国家治理理念 ， 检讨国家参与商业竞争的困境与得失 ， 分析王安石变法中 ， 推行常平大救灾平台的历史经验、制度创新、内在逻辑 。 在有关常平体系的经营方式、物资储备、资金流动、机构协同、敛散机制、基层信息、人事梯队、立法修正等方面 ， 俞菁慧提出了诸多极富创新意义的思索 ， 以及“双轨制”“物资池”等简易明白的概念 。 关于宋代常平赈济的多元赈济模式和多机构协作的治理机制 ， 她又给出了十分详细的专业论述 ， 通过精确的图表给予形象展示 。
「常平」云研讨︱古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救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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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黄纯艳老师 ， 认为俞菁慧老师多年来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中 ， 有自己的独创性 ， 特别重视制度阐释与制度实践的关系 ， 重视王安石对《周礼》的运用 。 指出 ， 此次在常平体系的新研究中 ， 俞老师一是敏锐指出了常平新法的经营方式；二是揭示了常平仓作为救灾平台的统摄作用 ， 常平体系成为一个调动各种物资的平台；三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重新评价了常平新法的变法效果 。 特别是国家的治理能力得到大大提升 ， 不仅财力增加、手段增多 ， 而且制度体系更加丰富 。 自王安石变法以来 ， 国家救灾能力得到大大加强 ， 财权越来越集中 ， 地方财政越来越弱 。 这在宋史学界得到一定的认同 。 对于常平新法 ， 黄纯艳老师提出 ， 一是要重视常平司的研究 ， 二是要注意朝廷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区别 ， 朝廷财政更多的是储备财政；三是要注意新常平新体系的持续性问题 。 围绕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 ， 黄老师还补充了南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应对灾害能力特点的阐述 。 认为南宋地方治理呈现出机制十分完备 ， 救灾制度建设十分显著 ， 民间力量参与显著增加 ， 救灾手段日趋多元化、尝试开拓财源等特点 。
来自福建师范大学朱义群认为俞菁慧老师主要讲常平新法中蕴育的救济理念和常平赈济中新法和旧法的质变和量变的超越性 。 其文章强调常平新法的重点并非赈济 ， 而是建构一种国家治理新模式 。 俞菁慧主要是以王安石变法中常平仓建构为主题 ， 没有纠缠于新法的利弊得失、是非定论的传统研究模式 ， 也非集中于史料考证 ， 且超越探讨新法个案的方法 ， 强调常平仓的新经营理念 ， 将其置身国家治理的视野中考察 ， 打通各项新法之间的枢要 ， 体现王安石变法中的创新性因素 ， 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财政改革的非常特殊的存在 ， 并与近代国家社会主义思潮遥相呼应 。 文章视野开阔 ， 内容丰富 ， 有很好的纵深感 。 朱老师简略回顾了近百年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分歧 ， 即梁启超、邓广铭、漆侠、日本京都学派等推崇肯定派和蒙文通、王曾瑜、梁庚尧等批判否定派 。 并进而提问：俞老师提出常平新法的关键创新在于其经营方式与财政体量的“质”的变化 ， 王安石追求不止是赈灾救民 ， 更是如何将之“做大做强” ， 在财赋规模上获得质的提升 ， 这一观点是否间接映证了梁庚尧等指责王安石财政之策高于社会之策的观点呢？第二点是常平新法实施的连续性是否值得检讨 ， 在熙丰年间和元丰年间 ， 两者是否是一脉相承？三是新法的延续性问题 ， 蔡京的变法放弃了王安石的改革理念 ， 是否可以证明这一点 ， 即王安石的新法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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