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缺陷，无疑会影响到黄氏兄弟的“河洛”解释与批评效果 。他们的“河洛”之说背后有着更为宏观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历史批评方面的追求，然据其“河洛”考证与解释是无法完全实现的，更何况他们的考证面临不可逾越的文献缺失，其考释也总被批评的意见、态度所牵系，遮蔽了所批评对象学说的客观实际、合理之处 。
“河洛”之说兴起于两汉，黄氏兄弟对汉代“河洛”之说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汉武帝时期，儒学获得官方主流地位，《周易》渐成首经，孔子成为至圣，加之“一字万言”的烦琐注经学风和符命盛行，学者们围绕经典和文献记载的“河图”“洛书”解说甚多，发挥更是不少 。在纬书大事敷陈之下，汉代“河洛”文献渐至丰盈，甚至脱颖而出，一度与《易》相配而立 。黄氏兄弟肯定汉人去古未远，流风犹存，训诂有信，但批评其“又不幸而为稗纬所混淆，大道沦于草莽” （黄宗炎：《周易寻门余论》卷上）。黄氏批评固有一番道理，但汉唐图书之说却不可一概否定 。尽管汉代文献在后世丢失、禁毁甚多，仍然可以勾勒出汉唐学者或文献中的“河图”“洛书”面貌，诸如来源、出世方式、地点、时间、频率、篇数、文本形态、字数、内容、性质、地位以及与《周易》的关系等 。汉唐学者于经书未尽处增以己见，是政治与经学发展之必然，对后世而言已经成为精神历史之实在，自有其价值意义 。但在黄氏兄弟和批评者看来，汉唐之于宋人的影响，是误导；宋人对汉唐的继承，则是误信 。这是因为，他们对汉代“河洛”资料的全面掌握、客观叙述、准确解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对“河洛”学说的缘起、原因、增益层次、价值意义等等缺乏足够探讨，从而对汉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功能、意义的认识流于简单化、表面化，存在理解偏差，遮蔽了汉唐图书文献背后具有的政治哲学、文化传播学、文献学、文本学等方面的学术史意义和理论思想内涵，进而在他们的理解中带有门派、门户之见，儒学思想上趋向保守，而文化上越发狭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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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河洛”之学，不似汉唐铺陈构拟，而是深究其中潜含的经书思想的核心问题，并纳入理学论证框架 。朱熹、蔡元定等人采择汉人观点，吸收和转化刘牧、邵雍等人思想，建立“河洛”学说体系，其以图解经独出心裁，思考高度超迈前代 。第一，认为《系辞》“天地之数”即孔子发明“河图”蕴意 ，利用经籍文献和历史考证，把“河洛”图式及相互关系与天地之数、大衍之数、生成之数、奇偶之数、上下左右中方位、东西南北四方、五行、阴阳、八卦等要素综合为一体； 第二，将刘歆等人的“洛书”和“洪范九畴”，以及九宫之数，作为画图根据 ，并对比《河图》指出《洛书》之数、位、五行等配列特点，指出《洛书》乃“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第三，认为《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即“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言皆出于天意” 。（《朱子全书》第1册，第211-216页） 由此，朱熹等人以“天地之数”作为经内之证，兼采历史上“河洛”诸说及可用之论，在其理学框架下创造性地建构出“河洛”学说的历史谱系和思想结构，形成“以图解经”为特征的综合创新 。黄氏兄弟的批评，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宋代图书易学的独特成就——不仅创造了“河洛”图式，还将之作为画卦作《易》之源的易学意义，延续孔子的易学思考，“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抽象化的内容，开创了全新的‘象’‘数’思维模式” 。（陈岘，第23页） 黄氏兄弟、毛奇龄、胡渭等图书学批评者虽然对宋代“河洛”学说乃至整体图书易学的问题进行有力批评，但并未提出更具思想性和创新性的理论，也很难在思想上彻底驳倒朱熹理学和由此建立的宋明新儒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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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黄氏兄弟否定汉宋“河洛”学说，力辟图书之学和先天易学，乃至以朱熹为代表的官方儒学，仍是从儒家义理思想出发 （参见朱伯崑，第4册，第291页） ，吸取现实和近世社会的历史教训，担负守先待后之责，寻找文化之根本，构拟批判的政治儒学以解决精神上的空前危机，体现出反思的、批评的、超常规的学术特征 。二人把历史史实、文献作为批判工具，直接所求在于驳斥宋代图书易学与汉唐不同，确证宋人作伪；深层所指，是要批驳宋以来的朱熹一系的易学与理学，作学术史、儒学源流上的清理；最终目的，是以六经为准绳、历史为基础，建立新型儒学 。正如钱穆所言，“晚明诸遗老的史学，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理学’，亦可说是一种‘新理学’，他们要用史学来救世教人 。” （《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第29册，第6页） 只不过，黄氏兄弟所倚之考证，难以实现其理论阐说之目的，尤其当经义的真理性与它作为史实的真实性模糊不清时，“考据明而义理明”的障碍难以克服，“考据明”对“河洛”而言势不可能，而过度依赖经典历史语境化的论证方式，不利于其实现自身的理论诠释和价值诉求，不利于诠释显示经典的文本、历史、思想和解释行为背后的张力；黄氏兄弟的激切反思，有其对历史文化批评、反思的一面，却也局限于儒学经旨与门户攻伐，将有着丰富历史展开与思想蕴含的“河洛”之说扫落一隅，在“河洛”问题上缺乏充分的自省、自觉，恐怕也预示其新理学或新型儒学重建困难重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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