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章开沅：真实是文史资料的命根子_中国近代史|章开沅|历史|历史

我干了一辈子的历史学科，到头来还要讲历史的真实性。
我一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近现代史，跟文史资料长期打交道，对文史工作很有感情。我1964 年到1965 年、1966 年两次被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工作，当时主任委员是范文澜先生，副主任是杨东莼、申伯纯二老。我的唯一亲密同事就是溥仪(宣统皇帝) 。当时去的任务是协助处理北洋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北洋史的大量稿子是我和溥仪面对面筛选、评价、分类的。当然也作过一些其他的工作，如代表杨东老经常与章士钊联络，并陪同他与曾毓隽、邓汉祥等北洋老人回忆往事等。
文史资料工作确实是非常有意义。据我了解，世界上恐怕只有新中国建立文史资料工作队伍这么一个庞大体系，另外还有党史办、地方志办等。政协系统有2000 多个机构， 3000 多人的队伍。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有意义的部署，从毛泽东、周恩来开始，历届领导都非常重视。文史部门确实做了大量泽惠后世的工作。
文史资料工作怎么研究、怎么提高、怎么开展？这里我只想谈一点，文史资料工作或者文史资料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是真实。求实存真，这是最重要的，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命根子。文史资料可以资政、可以团结、可以育人，但用什么去资政、团结、育人，靠的就是文史资料本身的真实性。如果没有真实性，那就不是育人，是骗人，自然更谈不上是资政。这个问题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历史的真实性很难实现有种种原因，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我们用不着在这里作详细论述。全国政协出过《辛亥革命回忆录》六本，后来变成八本，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在国外都很有影响，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问题也多。1979 年，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有人问起《辛亥革命回忆录》的价值问题。我回答两点。第一点是很有价值;第二点是问题很多。他问问题多到什么程度呢？我说问题多到可以再写八本修正它的错误。美国学者很惊奇地问：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早告诉你，你就不买了。这自然是开玩笑的话。但这也不奇怪。任何国家，包括很有名气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哪有我们的文史资料多呢？无非因为它是学术机构，在学术领域影响很大，再加上它财力充足，很多高层次学者参与访问、保管、整理，比较规范化，有它的长处。但它就那么真实吗？也不一定。(象《李宗仁回忆录》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产物，后来又由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亲自把它整理出来，可不可靠呢？里面问题很多。例如1936 年两广事件，明明是两广联手操作，但该书把责任都推到陈济棠身上。恰好我有一段时间碰上一位当事人刘廷芳，他曾受蒋介石秘密派遣，乘美龄号专机斡旋于南京、广东、湖南三方之间，当时已是90 多岁的老人。我帮他考证过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李宗仁、白崇禧跟陈济棠的关系非常好。但由于后来失败了，陈济棠垮台了，什么脏水都泼到他身上去了。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是个高等学府，口述历史计划是由著名历史学家韦慕廷领导的，整理《李宗仁回忆录》又是唐德刚来进行的，都是大牌的，同样存在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