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军史上有个传奇人物,叫刘鼎。他的一生可用12个字概括:谍战高手,统战功臣,军工泰斗。
刘鼎是四川南溪县(今宜宾南溪区)人,原名阚思俊,生于1902年。
1920年,刘鼎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年赴德国勤工俭学。在德国,刘鼎遇到了两个四川老乡——朱德与孙炳文。
朱德在云南护国军当团长时,曾率部驻扎在刘鼎的老家——四川南溪县,所以两人一聊风土故旧特别投缘,彼此引为知己。
朱德是四川南充仪陇县人,而孙炳文也是南溪县人,和刘鼎是同县老乡。孙炳文有个漂亮女儿后来很出名,是著名的红色戏剧家,命运很坎坷,叫孙维世。
于是,在朱德与孙炳文的介绍下,刘鼎于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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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刘鼎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机械学校留学,系统底学习了“飞机、坦克构造,还有爆破原理、无线电通信等先进技术”,并兼任教官。1929年,刘鼎奉调回国。
奉谁的调呢?周恩来。
周恩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特科总负责人。他对刘鼎很看重,着意培养,让刘鼎进入了中央特科,担任二科副科长,二科是情报科,科长是大名鼎鼎的陈赓。
刘鼎与陈赓配合得非常好。
1928年,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发展了我党的第一个重要的“双面特工”——杨登瀛(即鲍君甫)。杨登瀛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后,由特科的二科副科长刘鼎与他单线联系。
为配合杨登瀛“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也给他送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杨登瀛带人“破案”立功。杨登瀛逐渐取得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的信任,1929年被正式任命为驻沪特派员。中央特科当时在经费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还破例给他配置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帮助提高他的社会地位。
杨登瀛特别能干,很快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士建立起联系。
1930年4月,共产党员黄第洪(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从前苏联回国,本来党组织安排他去江西苏区,由周恩来代表党组织与他联络。
谁知黄第洪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蒋介石指令特务头子徐恩曾负责此事。徐恩曾当时派遣杨登瀛等人去南京路邮局门口与黄第洪接头,商议设伏阴谋。
杨登瀛获悉后迅速联系刘鼎,传递黄第洪叛变的情报,中央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让周恩来化险为夷。
中央特科对铁定的叛徒是毫不手软的。惩办叛徒黄第洪的任务落在了刘鼎的肩上。刘鼎刘骑个自行车,在闹市飞车快枪处决了黄第洪,似一阵旋风。目击者都表示看到了刺杀过程,但啥都没看清刺杀者究竟是谁。
1931年初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联机关时,逮捕了我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并在其居处搜出一大箱绝密文件,租界巡捕因看不懂中文暂未处理。国民党提出由他们的特派员来清理文件,租界巡捕头目因与杨登瀛关系不错,答应让他前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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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瀛根据陈赓的指示,带着 “中共文件专家”(由刘鼎假扮)到巡捕房“鉴定文件”,提出将文件带回去仔细研究。几天后,杨登瀛和刘鼎将一些精心仿制的假文件交还巡捕房,称这些文件均为“学术研究资料”,被捕者是一位“激进学者”。
【 入党|朱德介绍入党,周恩来重点培养!他不仅是谍战高手,且是兵工泰斗】巡捕房听了“研究结论”后,以为关向应不是政治要犯,便将他转交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杨登瀛又利用内部关系多方斡旋,8个月后,关向应以“误捕”被保释出狱。
刘鼎还和陈赓联手从国民党宪兵手里成功解救过我党党员,过程很是惊心动魄。
1931年10月10日,刘鼎去上海外滩公园接头时不幸被捕。经组织营救获释后,他离开上海转入苏区工作。
1933年春,在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刘鼎被委任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红军第5分校政委,不久后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在这极端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的专业技术和潜能却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接受方志敏的重托,他带领几名老工人,仅凭一台手摇车床、自制的简易工装和翻砂设备,在简陋的工棚里奋战数月,亲手设计制造出3门35毫米钢质迫击炮和一批铸铁炮弹与轻机关枪。
接着,刘鼎又从第5分校挑选学员组成小炮队,用自造的小炮和炮弹打中了敌人碉堡——这是人民兵工史上的第一批自制火炮。方志敏赞叹,“他们用少的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和炮弹”。
1936年,刘鼎再次被周恩来启用,任我党驻东北军的党代表,对张学良将军进行深入有效的思想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刘鼎的信息对于党中央掌握"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以及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要价值。毛主席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深入敌后。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和129师进驻太行山区,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兵工,到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时,在刘鼎的努力下,已经组建了兵工厂7座。
1940年4月,经朱德总司令提名,时任抗大特科大队大队长的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首先抓了步枪生产的标准化、制式化。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组织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刘贵福等反复研究,结合太行根据地设备、技术与物资供应条件,吸收国内外各种步枪的优点,提出了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枪设计方案,并立即组织试制。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种自己设计制造的、制式化的新步枪诞生了。全枪重3.36公斤,口径7.9毫米,射击准确,刺刀锋利,且能自动弹出,枪体轻巧,外形美观。
1940年8月1日,当刘鼎等背着新枪到总部汇报时,受到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总部首长的高度赞扬,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
彭德怀拿起枪,上下掂了掂说:“不过三公斤,好枪。”又做了刺杀动作连说:“好枪好枪。”
刘伯承举枪瞄准五十米外石头,一枪击中,高兴地说:“刘鼎啊,我俩在苏联时就想着自己造枪。今天你们造出来了。好啊!”
徐向前背着新枪说:“红军时代如果人人都有这样一支枪那就好了。我当兵能背上这种枪,不吃饭也高兴。”
邓小平说:“这样部队的枪就解决喽。”
这样的好枪,仅1940年下半年就生产了3300多支,大大提升了八路军战士的军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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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在阻击敌人发起的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难以发挥八路军的近战优势。彭总提出“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的要求,要军工部考虑试制。
刘鼎很快画出掷弹筒的草图交给技术人员,引导太行军工发挥集体智慧,用拆下来的铁轨做炮筒材料;白口铁软化过程中没有高温计,他们就把一块银元放在炉壁上,看到融化后就(知道)达到温度了,土洋结合焖火冶炼出可以机加工的灰口铁,使量产炮弹成为现实,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奇迹般地完成了。
1941年5月起,军工部批量制造的掷弹筒和炮弹运往前线,因此八路军有了和日军抗衡的火力。日军惊呼:“外国人帮助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建立了兵工厂。”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给侵华日军造成重大打击。日军开始实行三光政策。刘鼎在1941年3月向彭德怀建议:开展群众性爆破运动——人民地雷战。刘鼎亲自编写了《手榴弹炸钢轨法》、《地雷的制造和使用》、《各种地雷的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亲自授课,传授制造地雷、埋设地雷和爆破技术,亲自操作示范,并全力推广之。
刘鼎曾让工匠师傅制作一种只炸车不炸人的地雷。人踩上不炸,汽车、火车、大队人马过来就炸。刘鼎听说成功以后,特地去看,一面赞扬,一面说:“我们把地雷再改进一下,做一种更精巧的地雷,把它埋在铁道下面,想让它炸哪趟车就炸哪趟车,你们看怎么样?”
最后,大家想出的办法是用滚珠控制地雷,过一趟火车滚珠就往下掉一颗,这样按照预先了解的情况,把滚珠数量和火车过的次数合算好,就可以想炸哪趟就炸哪趟。
换用了滚珠控制地雷后,狡猾的日军用以试路的空车开来了没有炸,又一辆开来了,还是没有炸。日军就开来了装满军用物资的车皮。地雷不迟不早就将火车炸了,根据地军民很为之开心。
刘鼎不仅亲自设计,还引导大家创新,有压踏雷、拉雷、子母雷、跳雷等,五花八门。石头、木头、金属等都可以制作地雷壳。地雷形式也有吊雷、埋雷等。群众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安置不同外壳材料、形状的地雷。日军行军走路、吃饭睡觉都会遇到地雷,痛苦得要命。
1941年,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我党我军第一所兵工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刘鼎任首任校长。这所学校被誉为我国“人民兵工第一校”,后易名为太原机械学院、华北工学院,2004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中北大学。
建国后,刘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航空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1986年7月25日,刘鼎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作为我国军工事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刘鼎在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其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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