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父亲研究原子弹,女儿培养“芯”人才

我1986年高考进入华东师范大学 , 攻读固态电子学本科专业 , 到现在已在集成电路方向努力钻研了35年 。 回忆过往 , 无论教书育人 , 还是科研工作 , 都遇到过艰难和挫折 , 但自己能如此执着和坚持 , 应该与儿时成长环境的熏陶密不可分 。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 , 1961年高中毕业即被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 就读原子工程系爆炸物理专业 , 有幸成为哈军工第九期学员 , 1966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称二机部九院) , 从事核武器基础理论及实验研究工作 。
我和同龄小伙伴在群山环绕、偏僻闭塞的山坳长大 , 作为一名九院子弟 , 耳濡目染了九院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 , 受益良多 。 那时 , 多数的晚上和周末 , 父母和许多叔叔阿姨都是到办公室工作的 。 我和小伙伴们则在办公楼前后、走廊、楼梯肆意玩耍 。
我们有几次被安静大楼里突然爆发的热烈欢呼声打断 , 感到少有的震撼 。 小时候不懂 , 长大了才知道 , 那是大人们共同努力奋斗的“国之重器”工作取得了成功 。 那欢呼声中 , 透着自主研发胜利的喜悦 , 也透着攀登科技高峰的自信!
印象中 , 父亲经常出差做实验 , 时间或短或长 。 他为了核试验工作 , 曾三次去新疆核试验基地 。 第一次是1973年7月 , 父亲说 , 那时的戈壁滩荒漠一望无垠 , 没有人烟 , 一天夜晚突降大暴雨 , 为避免实验室被雨水倒灌 , 工作队科研人员在暴雨中驱车前去封堵地下工号 , 可返程时却迷了路 , 汽车在荒漠中迷失徘徊了好几个小时 , 至今回想起来仍有些心悸 。
父亲第三次去基地是1976年初 , 虽是寒冬腊月 , 面对着风沙严寒和冰冷的水泥墙 , 但每一位科研人员却是热情高涨 , 为了尽快取得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实验数据 , 父亲穿戴好防护服和防毒面具 , 冒着受辐射的危险 , 冲进设置在爆区的测试工号 , 拿到宝贵的实验数据 。
九院许许多多科研人员都兢兢业业 , 埋头钻研 , 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 , 立志将青春乃至生命贡献给国家的核武器事业 。 至今 , 他们重聚时 , 仍为自己曾经的无畏付出而骄傲 , 为自己能成为“国之重器”事业的一分子而自豪!
1986年 , 我在四川提前批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 , 第一志愿:固态电子学 。 这是从事“两弹一星”研发工作的父亲建议的专业 。
1993年 , 我国芯片产业正处于革故鼎新的阶段 , 一批国有电子元器件厂关闭 , 新的项目还在酝酿 , 几番思考之下 , 我选择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
九院的成长经历始终让我认为 , 既然要做半导体 , 就应该与千千万万工程师并肩努力 , 所以对成为一名集成电路产业一线工程师情有独钟 。
【工程师|父亲研究原子弹,女儿培养“芯”人才】2002年 , 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成立 , 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在内的沪上多所高校加盟 , 形成了芯片技术产学研的雏形 。 得知研发中心将派团队到国外从事130/90纳米工艺技术研发 , 我抓住机会多方申请 , 最终得以与工程师们一同前往 , 这段与产业工程师在全球顶尖研发平台上共同奋斗的研发经历 , 让我获益颇多 , 明确了自己在集成电路核心器件及模型方向的科研攻关目标 。
近二十年过去了 , 我所在课题组的技术研发能力不断进步 , 不断探索更先进工艺代的关键技术……
近年来 , 外国的一次次芯片禁令引起了广泛关注 。 要知道 , 过去几十年 , 中国芯片产业一直在迎难而上 , 人家一次次用这样的方式警醒我们 , 要想做得更好就必须再埋头苦干 , 攻克、掌握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掌握核心科技 , 永攀世界高峰” , 这是九院的座右铭 , 也一直深深铭刻在我心里 。
要想突破集成产业链上更多的关键技术 , 就必须培养更多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 这是高校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 , 但也是不易的 。 微电子是芯片产业强相关专业 , 非常硬核 , 不仅要掌握许多物理、数学、化学的枯燥理论 , 还要运用专业工具和计算机编程 , 进行大量技术实践 , 艰苦、枯燥的学习过程时常会让同学们迷茫 。 不同于许多人才成长“见效快”的行业 , 芯片人才要出类拔萃、引领产业 , 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的积淀 。
我国正多方努力弥补集成电路人才的巨大缺口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20年12月发布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通知 , 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所集成电路专业已走过50年历程的代表性高校 , 也正在筹划集成电路一级学科建设 , 探索人才培养的新举措 。
有人说 , 芯片是信息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国之重器” , 父亲和我有幸投身祖国的“两弹一星”和芯片事业 , 两代人的人生都是无比幸福的 。
口述:石艳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采访人员董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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