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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张涛甫：优化算法，需要平台、管理者、用户等各方“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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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张涛甫：优化算法，需要平台、管理者、用户等各方“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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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 图片来源：Unsplash
新京报讯（采访人员 柯锐）以算法为核心的智能技术正在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 与此同时 ， 也对算法等技术在价值创造、裨益人类、社会发展等层面提出更高的期许 。 为此 ， 6月18日 ，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新京智库联合举办了主题为“算法善用 智能人文：智能信息的多学科融汇”的线上高端论坛 ， 与会专家就算法等技术对价值创造、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意义展开讨论 。
会上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 ，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涛甫表示 ， 算法是人类面对信息激增的应对策略 ， 优化算法需要平台、管理者、用户等各环节“共治” 。
算法有助于缓解海量信息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
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最大矛盾 ， 是人的认知有限性与信息海量繁衍过剩、超载之间的突出矛盾 。
张涛甫认为 ， 人不会因为身处一个技术化时代 ， 认知能力就能明显成倍数甚至几何数地增长 。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信息和资讯 ， 比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不知道要超出多少倍 ， 但我们不可能靠有限的认知能力把海量信息一网打尽 。
作为一个普通人 ， 现在的认知能力 ， 与100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相比 ， 基本上没有大的突破 ， 只不过在技术上、方法上稍微有一些改变 。 比如某个资讯平台App上的数据 ， 人们肯定没有办法在一夜之间 ， 甚至在一个月、一年之间去读完 。 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 ，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 这就出现海量信息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 ， 算法能更为高效地筛选信息 。
信息过载问题必须通过技术来解决
【技术|张涛甫：优化算法，需要平台、管理者、用户等各方“共治”】这些信息怎么来的？为什么出现海量信息？
张涛甫表示 ， 过去的信息生产者是有限的 ， 现在的信息生产者是海量化 。 过去 ， 受众就是受众 ， 受众在信息生产方面的权利是弱化的 ， 所以受众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 现在 ， 受众和传者之间的边界彻底模糊了 ， 受众本身就在生产信息 ， 因此出现了海量的信息生产者 。
同时 ，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 技术本身也会生产信息 。 得益于媒介的技术 ， 现在有很多信息不是由人工产生 ， 而是由技术产生的 。 在多主体和泛主题的信息生产下 ， 就造成了信息过载 。
信息过载的矛盾如何解决？张涛甫认为 ， 靠主体自身没有办法解决 ， 必须通过技术 ， 通过算法来解决 。
算法起到的作用 ， 从正面来讲 ， 是在有限的时间里 ， 在人的注意力、精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 可以起到在信息和受众、用户之间的有效连接 ， 可以节约成本 ， 提高效率 。
张涛甫表示 ， 很多技术当初发展时 ， 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 。 现在 ， 在某种程度上 ， 算法确实可起到链接作用 ， 在受众和内容之间有效地匹配或是高效地匹配 。
技术没有最好 ， 只有更好
那么 ， 是不是算法技术就是完美的？
张涛甫认为 ， 算法技术有一个迭代和进化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其效率和功用也在优化 。 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 。 所谓善恶的背后 ， 实际上是技术背后人的力量 。 与过去相比 ， 技术变得复杂的地方在于 ， 过去媒介技术的使用人群和组织 ， 是比较确定的 。 现在 ， 技术被社会使用 ， 包括被组织化使用的时候 ， 技术本身的价值设定和伦理设定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
起初 ， 算法推荐更多考虑到效率和功用的最大化；现在 ， 则更多考虑到技术背后的价值关怀问题 。

技术|张涛甫：优化算法，需要平台、管理者、用户等各方“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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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 图片来源：Unsplash
技术本身永远没有最完美的时候 。 技术没有最好 ， 只有更好 。 那么 ， 技术如何被社会使用？显然 ， 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某部分群体或者主体身上 。 因为它需要学习整个社会场景的整体优化 。 而这个整体优化是涵盖多主体的 。 多主体包括平台、用户、管理者 ， 还有内容生产主体 。
如果认为价值的问题仅仅是某一个环节的问题 ， 显然不能达到一个系统的优化 。 要实现算法的系统性优化 ， 一方面技术要往前推进 ， 另一方面要有系统性合力 ， 而不是靠单一的力量去解决 。
算法优化需要多方“共治”
张涛甫表示 ， 算法的优化包括以下这几个层面的事情 。
一是技术本身的优化 。 算法即便现在进化很快 ， 但算法技术仍然达不到对人类智能的高度模仿 ， 它只是在某一个层面机械地模仿 。 将来算法推荐能否达到对人类智能的高级模仿 ， 包括情感推理等 。 要达到这样的高度模仿 ，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在这个过程当中 ， 不是简单地靠技术本身就可以解决 ， 还需要一些伦理和价值性的提前预警或者是导入 ， 使这个技术不至于偏航 。
二是技术的社会化 。 技术在被社会使用的过程中 ， 特别是跟人的连接过程中 ， 涉及价值关切和方向性问题 。 过去的技术外在于人 ， 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内在于人的需要 ， 跟人性越来越贴近 。 在这个贴近的过程中 ， 价值关切如何安排？这需要整个社会来安排 ， 而不仅仅是强调平台责任就行了 。 在平台之外 ， 其他主体要一起来探讨 。
三是算法的优化和规制 。 现在是技术走在前面 ， 人跟在后面 ， 规制跟在人的后面 。 规制往往比技术慢两拍 。 所谓的规制和制度是基于对人的行为模式长期的沉淀和演化 ， 形成的机制 。 机制一旦生成了以后 ， 它反过来对人们的行为 ， 包括组织化的一些行为 ， 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 。 一方面 ， 我们要基于对规律性的保护 ， 要探讨算法和人的行为之间的规律究竟是什么 。 另外 ， 要考虑价值的导入 ， 以达到社会效果的优化 。 现在关于算法的一些机制性的安排是滞后的 。
采访人员：柯锐 编辑：张笑缘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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