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而亡的秦帝国 秦制确立前的最后牺牲品( 三 )
汉制
“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偕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英雄鞭驱天下 。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 。”旧世界在自我的斗争中以旧世界常有的轨迹自相毁灭 。新世界从沛公军至霸上开始 。张苍后来把此十月定位岁首，颇能得事态之要 。在甩掉一切旧有的包袱之后，华夏土地以新建的汉帝国的形式轻装上阵，这个帝国真正深化了此后沿用两千多年的吏治国家制度，因此后世常用意义上的秦制与其说是秦制，不如说是汉制 。
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 。
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当时人就能清楚看见得，作为后世的观测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即能知道的事实，那么这种肤浅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它带来的困境就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隐线的视而不见，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变成窦太后，汉武帝，元帝等少数人的偏好 。形势殊异，重要的不是具体地措施，而是措施所沟漏出来的整体的脉络局势 。
对汉家制度的真正最有价值的论述来自中兴明主的汉宣帝 。宣帝的太子即汉元帝认为宣帝用刑过于严厉，建议他多任用儒生，汉宣帝勃然作色，汉家自有自己的法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为何要单独重视德行教化，仿效周朝的制度呢，况且普通的儒生不知道时事，喜欢以古非今，让人困惑形而上的名实，不知道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哪里值得委以重任 。汉宣帝甚至断言使将来使汉家衰败的就是汉元帝 。
汉宣帝的话有这样几层意思，汉家制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结合，这种制度是从始贯穿的，并不是汉宣帝自己创立的，道德教化不应该忽视但必须有限度，周朝的制度不合于现在的社会实际，汉家的治理注重实际而不是庙论，儒生缺少行政能力应当慎用 。总结可以看出，汉家走得是一条彻底地吏治国家的道路，这是秦制的延续，而非周制的复辟，表面上的黄老儒家法家都只是点缀和手段而已 。开国时的分封用儒不过是策略上的以退为进，在这种稳健的政策下，吏治国家真正稳固 。
新建的帝国以反对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为上采取了比秦制更加严酷的手法，也能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避免道义的谴责，而等这种谴责终于不可避免时，帝国已经掌握了控制与镇压的手段，这种隐蔽的政治套路发生的十分隐蔽，却为新帝国提供了生存之本 。
【二世而亡的秦帝国 秦制确立前的最后牺牲品】秦帝国时异常顽固反对新制度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汉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热辩护者，他们提出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等等名词远远超出了秦帝国时正统法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思想并不决定位置，而是位置决定思想 。这些新兴的儒家知识分子，更像是纵横家的游士们，他们爱好功成名就远远甚于他们所拥有的手段 。公孙弘、儿宽、张汤、尹隽这般人，他们都凭借着政事练达显贵其时，而熟悉儒家的理论体系则是政事练达的重要指标 。他们弥补了赤裸裸的法家国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的斗争变迁都获得了合理化的解释，并以此对君主的权威进行限制，在这些情况下，儒家异化成吏治国家的儒家，支撑了此后几千年的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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