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讥弹梁启超:所得于杂志者 大抵皆造业钱( 二 )


陈寅恪还把对于梁启超的评价放在中国变革之异常艰难的大背景中,并且引出自己在这环境之下,对于如何选择制度方案的态度转变:“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 。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 。”
如果说陈寅恪的悲慨确是有感而发,并且被以后历史证明有其根据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联想到,早在陈氏之前几十年,严复这位对中西社会和文化同样有着过人了解(与陈氏相比,他对于中西制度结构及其法理的探究要深入得多)、同样是与近代以来的变法维新有着血肉关联的思想家,就曾反复告诫过世人,要警惕在“新法之新”催动下得出“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那样的逆向结果 。
【严复讥弹梁启超:所得于杂志者 大抵皆造业钱】在很长时间里,举世流行的热望始终都是笃信一种“非常可喜”的制度方案如何能够使中国迅速富强,甚至“超英赶美”;所以相比之下,能够看到“如车轮之逆转”之悖论的严、陈等人不仅寥若晨星,而且更落得悲剧性的宿命和无奈 。严复这位向中国介绍近代以来世界面目、尤其系统地向中国输入宪政法理的第一人,终其一生反而只能抱着那样“保守”的态度来评价世事翻覆,这可能真像陈寅恪评价梁启超那样,是“实有不获已之故 。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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