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第一相管仲 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四 )
这便是陈庆之得以畅通无阻千里直杀洛阳城的最大原因,魏军主力倾巢而出,朝廷一号人物尔朱荣征讨流民未归(等他回来后便将陈庆之杀回南梁),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出征东边的邢杲,于是主要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出,一路空虚,才给了南边的陈庆之机会,所以在《魏书·元天穆传》里面也记载,陈庆之其实是“乘虚陷荥阳” 。因此,陈庆之北伐奇迹的产生,是建立在对手实力空虚的基础上的 。
但是既然是对手实力空虚,如何出现动辄达到50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手呢——这源于南朝史书的虚假浮夸 。我们知道,南北朝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光涉及这段历史的就占了十史之多,总文字容量约占1/4强 。因为存在南北对立,两边写史的人各自站在己方的立场上,自然要拼命贬低对方而抬高自己了 。
在《梁书》等南朝史书中,浮夸风现象十分严重 。郭文中“‘棋’开得胜”一节里陈庆之以2000战胜对手2万的首战,《资治通鉴》采用的正是《梁书》里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加夸张了,并没有记载陈庆之有多少人马,可对手那边的兵力居然上升到了10万 。而在《魏书》里面干脆连提都没提有过这样一次战斗 。
而最夸张的那一使即是北伐路上荥阳城外围以“三千破三十几万”的神话战绩(郭文里不知何故写成3000对20万),这个三十几万的数字同样来自《梁书》,到了《南史》里面更可怕,又升级到“3000对40余万”了,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牛皮随便吹,卫星满天飞!
如果我们详加考辨,就会发现,南朝史书特别是姚察、姚思廉父子所著的《梁书》、《陈书》浮夸和隐讳现象最严重,这种现象已为清代考据大家赵翼指出,正所谓“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 。比如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也曾北伐,他率领一支“器械精新,军容甚直”、被对手称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的强大军队,但结果是“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 。这样一次惨败,在《梁书·萧宏传》里面仅仅记载“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言及溃败之迹 。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其实也是二道贩子,第一手的资料只能来自《梁书》、《魏书》这类正史,但因为同一件事在两部史书里面的记载可能截然相反,这给司马光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只能一些地方采纳《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说法,一些地方转而采纳《梁书》等南朝史书的说法,如果不详加考辨,难免会产生一些谬误 。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就全部抹杀陈庆之的能力,至少,《资治通鉴》采纳《梁书》的说法,说陈庆之这一路走来,“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个战绩是可信的(因为他面前是一路敞开的,自然“所向皆克”),《魏书-元颢传》上也说他护送着元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
总而言之,从陈庆之所打的各次战役来看,他完全可以被称为名将,但也仅仅是武将中的佼佼者而已,而绝不是那种能以7000人战胜50万人的神话人物 。
七、[袁崇焕]
袁崇焕顶着“明末长城”头衔而迷雾重重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钱穆《国史大纲》序
袁崇焕翻案与否,本对中华历史进程无关大碍 。但纠清袁一案,足以见国人的部分历史观 。
1630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等罪名于三年八月碟(刑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 。“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 。顷间肉已沽清 。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 。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
1772年,清乾隆帝着手为袁崇焕翻案,认定是大忠臣;佘姓义士为袁守墓370多年;梁启超则写了《袁督师传》,给了袁崇焕非常高的评价,同时认为明朝皇帝杀害袁崇焕,所以才会亡国 。
袁崇焕是明末被北京民众生啖其肉的“汉奸”?还是清廷包装推出的“大英雄”?
恐怕都不是,综合分析,袁确“刚正、孤迂、清廉和忠耿”,但同样“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好为大言,剑走偏锋,一优秀但不够杰出 。
一、宁远之战
“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 ——《清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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