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系造假?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 , 米斗四五钱 , 外户不闭者数月 , 马牛被野 , 人行数千里不赍粮 。”就是说 , 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 , 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 , 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
其实 , 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 。《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 , 伤民;甚贱 , 伤农 。民伤则离散 , 农伤则国贫 。”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 , 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 , 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 , 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
【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系造假?】再说 , 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 。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 , 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 , 虽称沃野 , 然幅员有限 , 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 , 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 。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 , 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 , 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 , 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 。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 , 仅三百里地 , “率两斛计佣钱千” , 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 。如此一路折腾 , 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 , 不要一文钱 , “米斗四五钱” , 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长安米贵 , 本是不争的事实 。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 , 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 , 居大不易”嘲讽他 。贞元年间 , 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 , 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 , 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 。所以 , 单高宗一朝 , 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
贞元初年 , 当时的关中地区 , 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 , 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 , 计在途所费 , 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 , 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 。元和十五年(820年) , 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 , 建中元年(780年) , “米一斗为钱二百” , 经过政府的平抑 , 到元和十五年 , “米一斗为钱五十” 。(事见《李文公集》卷九 。)
贞观时的米价 , 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 , 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 , 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 。
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 , 就很值得怀疑了 。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 , 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 , 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 , 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 , 根本比不上前朝 , 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 , 见秦、陇之北 , 城邑萧条 , 非复有隋之比也 。”(语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 。)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 , 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 , 麴文泰沿路所见 , 却是“城邑萧条” , 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
其实 , 终李世民一生 , 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 , 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 。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 , 有一次 , 他儿子高宗皇帝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 。”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 , 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 , 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 。”(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 。)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 , 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 。
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 , 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 。
《新唐书·食货志》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 , 也就是说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补给的足够保障 , 无需自备干粮 , 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 。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 , 只要参照麴文泰的“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 , 便不难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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