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是如何被杀害的？刺杀廖仲恺的刺客是谁( 二 )
虽然胡氏兄弟因为上述的政治形势而脱身，但历史的谜团不会就此烟消云散 。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苏联使团谈及“廖案”时说到：当有人问胡汉民“是否该干掉廖仲恺”时，“他的回答是沉默不语” 。陈公博1939年所撰《苦笑录》一书，提到“廖案”发生前，一名叫李天德的铁血团成员问胡汉民：“外间有人说先生要杀廖仲恺，是不是？”当时“胡先生不答” 。身为“廖案”检察官的陈公博，虽然在法庭上“忽略”了胡氏兄弟，但事过之后，他所提供的这段材料，却与鲍罗廷当年对苏联使团所述，何其相似乃尔﹗鲍、陈均据而认为胡汉民是刺廖的“默许”者 。陈公博还明白地说：“自然不是胡先生当面指使凶手，但团体里酝酿暗杀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这是事实 。”
故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 。说到“廖案”，人们总还会想到他们兄弟俩 。他们的“历史问题”，还在那里搁着 。
苏联顾问介入“廖案”缉凶
自革命实践几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深切地认识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 。他赞成“容共”，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 。1923年5月，共产国际派遣鲍罗廷到中国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不久即被孙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与起草国民党党纲、党章及组织法等工作 。1925年7月，鲍罗廷更是凭借高等顾问的身份，正式进入广州国民政府的决策核心 。
面对“廖案”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鲍罗廷作出两个判断：其一，他认为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国内外状况和苏联刚成立不久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可以将苏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挥作用;其二，“现在孙文不在了，廖仲恺逝世，胡汉民无实权，汪精卫不得力，蒋介石因为没有经验经不起考验，于是鲍罗廷下了决心，要使广州的革命事业受他直接而公开的指导” 。(三石善吉《廖案与鲍罗廷的战略》)基于此，鲍罗廷决定分两个阶段将国民政府内部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 。从某种意义上说，“廖案”恰好给予鲍氏一个绝好的机会 。
其策略的第一阶段是将苏联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在中国发挥作用，亦即提议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25年8月20日) 。然而，所谓的特别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简而言之，便是苏联H·K·(CheKa，中译名为“契卡”)的中国版 。“契卡”的正式名称是“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及怠工行为人民委员会议会的特别委员会”，后改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鲍罗廷希望将特别委员会打造成“革命之剑”，以此来捍卫新生的广州国民政府 。
其策略的第二个阶段便是提议在“廖案”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情况下，立即按名单逮捕反对“容共”政策的右派政客 。对此，邹鲁回忆说：“特别委员会看了这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么拿办 。他竟说，政治上只问政见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 。幸蒋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我和胡(汉民)、邓(泽如)、谢(持)诸先生，才能够免膏虎口 。”但最后，特别委员会还是判定胡汉民虽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却负有政治上的责任，责令其赴苏联“考察”，实为政治流放 。
综上所述，在鲍罗廷的积极干预下，“廖案”不仅成为其反击右派的口实，更奠定了此后汪精卫主党、蒋介石领军的权力架构 。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他和孙中山的相继去世，使得国民党告别了相对稳定的“孙中山时代”，走进了充满变数的一段时期 。
参考文献：
三石善吉，《廖案与鲍罗廷的战略：廖仲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吴群力，《廖仲恺遇刺案窥秘》，《广东史志》，1994年第2期
曾庆榴，《历史迷雾中的廖仲恺案》，《粤海风》，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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