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起初并不反清:曾是改良主义信徒( 三 )


今天心平气和地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孙中山当年却不这样看 。因为他把这次投见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 。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看不起自己,同时也觉得李鸿章这个人让他失望 。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中国圣贤为什么这样反复告诫呢?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异常脆弱,经不起任何蔑视轻视忽视或白眼,会导致不测后果 。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的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关于孙中山的一幕历史内容将会改写 。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够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每月增加几块大洋,可能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和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那么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 。机缘没有使李鸿章接见提携孙中山,李鸿章这一历史性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整个体制彻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诚想进入体制谋取发展,转而决绝地要推翻这种体制 。他不仅不再相信李鸿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统治者有能力有诚心带领中国继续前进,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同时代人提出的改良维新方案不屑一顾,对于严复所张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孙中山也不再感兴趣,他此后的所有思想所有行为,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唤醒民众,推翻满清,重建汉人的中国 。孙中山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开始了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历程 。
皇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奋斗牺牲,尤其是不得已的耐心等待,革命竟然真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
孙中山与李鸿章庚子年密谋两广独立真相
当事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的忆述
此事真相如何?孙中山本人没有说过,但随同孙中山从日本赴港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后来都写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孙中山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的情形 。
据宫崎寅藏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所记,他与孙中山一道离日南行时,根本没有谈过与李鸿章“合作”的事 。6月17日晚,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后,宫崎代表孙中山到广州与刘学询商谈,但作为商谈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梦》只写了商谈的情景,却没有写商谈的内容,并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觉遗憾 。”为什么“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刘学询谈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那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宫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窦丛生 。
代表孙中山到广州见刘学询的除宫崎外,还有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 。在内田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革命》中,关于此行有详细记述 。内田说,义和团起事时,李鸿章担心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作乱,所以预先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以阻止孙、康一致行动 。为此,让清廷驻日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 。”孙中山与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同志商议,决定向李要求支付孙中山回国的费用10万两,以此用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对李则表示可以考虑其建议 。内田评论说,这个计划,“也就是靠敌吃粮的意思” 。内田的回忆录说,6月17日晚,他们三人代表孙中山乘坐李鸿章派到香港海面的军舰到广州登岸,到了刘学询宅第 。宫崎简要地向刘学询提出两点:一、赦免孙中山的罪名,并保证其人身安全;二、给予贷款10万两 。刘即应允第二点,并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鸿章报告,不久,带回李鸿章的回音:关于孙中山的安全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太后特赦孙中山 。
内田的回忆录几十年后才出版,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他是与刘学询会谈的当事人之一,其回忆应有价值 。而宫崎关于“不能明言”的说法,使人更觉内田的记述可信 。按照内田之说,李鸿章对孙中山是实施怀柔手段,而孙中山则是想将计就计从李鸿章那里骗取一笔军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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