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察举制度存在着哪些测试科目?( 二 )
(五) 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
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 。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
贤良方正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 。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 。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发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 。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 。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 。「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 。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 。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 。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
贤良文学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 。「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 。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发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不见于诏书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就有「贤良文学」之举,晁错属此科 。可见,贤良与文学有时连称,成为一科,有时分开,各独立成科 。不论怎样,此科是以文学为主,主要荐举对象是儒生 。
在汉代察举制中,文学一科很受重视,西汉时每次察举「文学」的规模可达一、二百人 。王莽时有四科之举:「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文学是其中之一 。两汉时期「贤良文学」一科,出了许多名人,包括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地位显赫,成就卓异 。
直言极谏
中国古代有敢于指出皇帝的不足之处,提出治国建议与方略的大臣,被称为「诤臣」 。于是有了「直言极谏」这个词,意思是「正直的言论谏诤」 。汉代名臣晁错写有一篇《举贤良对策》,是对「直言极谏」的最好解释 。
所以,从汉代察举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此后,举「直言极谏」一直延续下去 。但它不是独立的一科,而是与「贤良方正」相连,说明对直言极谏者来讲,应当具有公正无私的品德 。无私才能无畏,才敢于「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谏」的说法,是文臣(特别是谏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
西汉官吏王吉,先举「孝廉」,再举「贤良」,任昌邑王中尉 。昌邑王荒淫,他因时常劝谏昌邑王而遭到处罚 。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召为博士、谏大夫,常上疏议论时政得失,但没有受到皇帝重视,只好托病还乡 。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时召他为谏大夫,担任掌管议论的官员 。
孝弟力田
《汉书》上说:「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 。意思是: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诏选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为官 。这时察举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 。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后,少帝立,由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临朝称制,特设「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时,「孝弟力田」与「三老」同为郡县中掌管教化的乡官 。以后「孝弟力田」成为察举的特科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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