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

古人无“民族”意识 , 何来“民族英雄”?梁启超等人相信“民族主义救中国” , 遂引进、宣传近代“民族”概念先秦历史文献中没有“民族”这个词汇 。先秦时代所谓的“族” , 多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族、宗族 。《左传》中说:“非我族类 , 其心必异 。楚虽大 , 非吾族也” , 所指乃是宗族、部族 。先秦之后、晚清之前的历史文献中 , “民族”一词仍极少出现 , 即便偶有特例 , 也与近代“民族”概念毫无关系 , 如《永乐大典鬼谷分定经》里说:“贵人皆仰 , 民族皆欢” , 仍是宗族之意 。
“民族”一词被大量使用 , 始于20世纪初 。金观涛教授利用其容量达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 , 对这段时期“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搜索统计 , 结果显示:“该词在19世纪文献中极少使用 , ……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这场“井喷” , 其实是梁启超等人掀起“史界革命”的结果 。“史界革命”的目的 , 是要将传统中国打造成新的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 , 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 , 而要“民族建国” , 就必须通过新的历史教育 , 在国民心中植下“民族主义”意识:“呜呼 , 史界革命不起 , 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 , 惟此为大!”梁氏的倡议得到了大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响应 , 尤以有留日背景的革命党人最为积极——这也在情理之中 , 梁氏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 , 本就直接舶自日本学者 。
但即便从日本舶来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 , 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其意义 , 将“种族”等同于“民族”者大有人在 , 宋教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激励国人的“民族主义自豪感” , 宋教仁曾写有《汉族侵略史》一书 , 历数“汉族”历史上侵略“外族”获得胜利的光辉事迹 , 按宋氏的理解 , 所谓“汉族” , 乃是一种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血族” , 如此强调血缘和血统 , 实是把“种族”当成了“民族” 。为振奋“民族精神” , 宋氏还在书中竭力论证“汉族”是从西方迁徙而来 , 与当时强盛的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同源 , 证据之一是中国的六十甲子、天干地支这些名号 , 都是沿用了“西方文字之音” 。当时许多学者与宋氏持相似论调 , 如章太炎公开宣扬“汉族”来自巴比伦 , 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到处讲“世界人种之开化 , 皆始于帕米尔高原” , 从帕米尔高原东迁的一支 , 形成“汉族”;西迁的一支 , 则是当今西方强盛民族的祖先 , 东西同源同种 , 所以中国不是“劣等民族” 。这种没有学术支撑 , 但却有现实政治意义的宣传 , 在清末民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以至于1915年袁世凯制定的国歌里 , 还有“华胄从来昆仑颠”的歌词 。
岳飞也是直到这个时候 , 才因现实需要被冠以“民族英雄”的头衔清末“史界革命”的直接成果 , 是打造出了一套自黄帝到洪秀全、传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谱系” 。岳飞自然也是这谱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时文章 , 对岳飞多冠之以“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等尊称 , 说他“轰轰烈烈 , 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 , 至死不变” , 实乃“宗尚民族主义之一绝大伟人” , 且“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 , 在眼下“茫茫黄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舆图”被异种之人盘踞之际 , 顶礼膜拜岳飞这位“嗜杀异种如命之伟人” , 乃是不可须臾稍缓的当务之急;甚至说“吾宁夭折早亡 , 以见我廓清胡虏、志复中原的民族伟人岳飞” 。其余如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 , 都是当时知识分子致力宣传的重点“民族英雄” 。而在此之前 ,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 这些历史人物的标签普遍是“忠臣义士” 。
但“民族主义救中国”本是晚清知识分子病急乱投医的结果 , 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 , 加之梁启超、宋教仁等人自身对“民族”、“民族主义”的认知并不到位 , 故而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 , 在知识分子们的描述下 , 更像是“中国种族主义第一伟人” 。在当时沛然莫御的岳飞崇拜浪潮中 , 蒋智由算是比较理性的一个 。他曾撰文指出 , 岳飞抗金成绩有限 , “不过有数次战胜之功 , 而克复土地数处而已” , 所谓直捣黄龙 , 恢复故土 , 不过是“一将来之空想” , 后人对其战绩的崇拜 , 不过是“轰动于虚声 , 而非事实”;但即便如蒋智由这般理性之人 , 也误把“种族”等同成了“民族” , 他在文章中说 , 国人之所以崇拜岳飞 , 正说明国人天然存在一种“种族之见” , 只要激发出这种“种族之见” , 则“我种人必有恢复神州之一日 , 而东亚大陆必归于我种人为之主” 。上段所引资料中频繁出现的“外种”、“血裔”、“异种”、“ 胡虏”等字眼 , 无疑也很能说明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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