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北斗七星”葬式万历帝古怪葬式( 四 )


她问明神宗道:“为何迟迟不立常洛为太子?”明神宗慌不择言说:“他不过是个宫女的儿子罢了 。”李太后本是明穆宗的宫女,因为生了明神宗才被晋封为贵妃,后来儿子即位又成为皇太后的,现在听到皇帝儿子说出这种话来,不由得勃然大怒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明神宗赶紧叩首请罪 。
得到了李太后的支持,又加上群臣的压力,明神宗只好在万历二十九年,即公元1602年十月,无可奈何地立长子朱常洛才为皇太子 。至此,“国本之争”告一段落,朝野上下才算安顿下来 。
群臣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明神宗心里却憋了一口气 。于是他产生了报复心理:你们既然不让我立喜欢的儿子做太子,那我就“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干脆“罢工” 。
在这方面,明神宗敢想敢干,想到做到,不让其先辈 。他先是不肯上朝,又不肯“召对”大臣,于是慢慢地就连内阁的大学士们也很少见到他的面了;后来更是发展到不批奏章,臣下们的奏章一概“留中”不发 。明神宗心里明白,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奏折,只要一加以贬斥,马上就会给朝臣们找来更多的上奏理由,又使他们得到了“讪君买直”的机会 。现在干脆给他一个不理,让这帮“忠君爱国”的臣子们面对皇帝的影子作战 。至于他自己,就躲到深宫里与他心爱的郑贵妃风花雪月去了 。
明神宗沉迷酒色,不但迷恋郑贵妃,而且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就是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 。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
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 。这一点,明神宗与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点相像 。至于贪财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 。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当朝重臣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前往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 。
由于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 。还在万历十四年,即1586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明神宗就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 。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
万历十八年,即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明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宣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可见,此时明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 。
因此,明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年间开展的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等三大征伐的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
在三大征伐战事结束之后,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所以,明神宗荒废朝政的情形,有着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
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惟一决策者 。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朝廷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因此,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而采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
据有关史料记载,到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定制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然非常严重 。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
到万历三十四年,即公元1606年,朝廷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到了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内阁仅剩下了叶向高一个人,六部九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连续八年没有正官 。
而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 。从这样的情形,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朝政运作的效率 。神宗萎靡委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 。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大明王朝几乎瘫痪,已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明史》在明神宗的盖棺定论时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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