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轶事：孙中山为何仅有10元时批复29万军饷？( 三 )
清既亡 ， 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 。这个时候 ， 运转国家 ， 急需资金 。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 ， 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 。且在签约之前 ， 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 ， 以解燃眉之急 。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 ， 但俄国抗议 ， 坚持分润 ， 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 。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 。事关满、蒙 ， 应向日、俄分别磋商 ， 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 。而四国银行 ， 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 ， 即使借款 ， 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 ， 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 。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 ， 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 。结果谈定之后 ， 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 ， 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 ， 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 ， 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 ， 阻止借款签字 。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 ， 向议会通电抗争 。
这是政治“名实”结构错位 。向列强借款 ， 意味着丧权辱国 ， 在政治上殊不可取 ， 亦不正确 ， 这是“名” 。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 ， 在袁世凯政府之前 ， 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 ， 只是未成功 。若成功 ， 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 。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 ， 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 ， 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 。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 ， 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 ， 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 。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
在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 ， 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 ， 为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 ， 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是总统制 ， 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 ， 中央政府为责任内阁 ， 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 ， 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 。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 ， 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政府总理 ， 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 。但是 ， 不出3个月 ， 唐挂印而去 。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 ， 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 ， 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 ， 袁也同意 。但后来袁改了主意 ， 未经国务总理副署 ， 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 ， 回南京练兵 ， 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 。如此执意而为 ， 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 ， 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 ， 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 ， 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 ， 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 ， 几乎都是他的属下 ， 如此安排下 ， 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 ， 也是想当然 。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 ， 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 ， 相差何止千里 。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 ， 尚且需要时日 ， 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 。制度崇拜的失败 ， 此为一例 。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 ， 还是“反对党”孙中山 ， 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 。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 ， 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 ， 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 ， 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 。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 ， 民国元年八月 ， 双方达成“八点共识” ， 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 。针对中央政府的资源筹措 ， 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 ， 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中央集权 ， 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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