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局如故 历史给了清朝机会 但它却一再错过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清王朝统治者也不是没有试图做过种种努力 。一切伟大的变革都起源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
接替乾隆帝的嘉庆固然有革新的企图,但其思维还是历代王朝“中兴”的套路,与近代化的模式大相径庭 。历史的惯性在于,一个王朝建立了,祖宗家法也就出现了,任何试图改变祖宗家法的改革,都很难得逞 。祖宗家法是不可轻易改变的,专制下的朝政更是不可随意批评议论 。嘉庆五年(1800 年),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痛陈数十年来之弊政时,立刻就逆了龙鳞,被流放到新疆 。建言者犯忌,刚刚出现的改革新气象瞬间即逝 。前前后后,中国错失了近二百年的历史机遇期 。如果要追寻 1912 年清王朝终结的深层原因,目光至少要上溯到这个时期 。
西方的资本主义正在疯狂地增长,资本的原始积累刺激着资本家及其政府的贪婪欲望,炮舰加掠夺的血腥利润获得方式,刺激着商人们把目光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自马可?波罗以来就被描述成富庶繁荣的东方,更是他们垂涎欲滴的对象 。而古老的中国,在闭关锁国、孤芳自赏的夕阳下,根本没有意识到黑暗即将降临 。
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机遇,将自己封闭起来,并不等于安然无恙,这是清王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显著时代特征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时期,中国的危机开始加深 。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西方列强开始了罪恶的鸦片贸易 。转瞬间,贸易的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 。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 。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需要武力来解决了 。
(图)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sè)人,号定庵(ān)
任何腐朽的时代,都有睁着眼睛清醒的人 。道光十九年(1839 年)暮春,细雨蒙蒙,繁花盛开,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前夕,后来被称为“中国的但丁”的著名学者、诗人龚自珍辞官寂然南归 。他看到过、享受过盛世的繁华,归途所见,却使他更深切地预感到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颓风日盛,江河日下,“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世界中心可能已经转移,大清王朝的残山剩水已经“日之将西,悲风骤至”,等待大清、等待中国的,可能是一种并不美妙的结局 。旧时代不可挽回,中国必须“走出中世纪” 。但龚自珍对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中世纪并没有知识储备,他还不可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意义,他只是内心预感到中国应该尽早变法 。
龚自珍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 。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祖宗之法是有弊端的,与其让外力来改革,不如自己先起来改革,至少这样还可以保全自身吧?他看到了危机,看到了新奇,但是,他同样不可能认识到如何来改革,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西方世界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正说明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 。
在龚自珍生活的时代,大清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僵化,高度的专制与集权,使皇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缺乏监督 。贪婪奢靡的腐败之风已经吹遍了官僚阶层的上上下下 。思想的禁锢与落后的经济意识,塑造了清王朝冷酷呆板的性格与面孔 。这个未老先衰的王朝步履蹒跚,没有巨大力量的冲击,显然已无力改革 。这位曾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国改良主义先驱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秋天突然辞世 。
错过了自我革新,错过了与时俱进,也错过了与世界同步的机会 。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中国与英国爆发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在中国因其内涵被命名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因其诉求被命名为“通商战争” 。双方的命名各有其理由,中国在诉说自己的委屈,英国则在强调自己的目的 。
(图)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紧闭着的大门被迫打开,五口通商让外国物品比较顺畅地进入中国 。这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但也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生提供了极为恰当的机会 。先前肆虐中国的“倭寇”随着五口通商不剿而灭,合法贸易渐渐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导,海关收入在清王朝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渐趋增加 。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呼之欲出,中国缓慢步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似乎又有了新的转机 。
大门虽然是被迫打开的,但如果清王朝能够痛定思痛,及时抓住这个历史赋予的被动机遇,迎难而上,君臣同心,上下同心,励精图治,仍然可以有一番作为,也还有希望避免日后更为悲惨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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