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按狗共沉说”靠谱吗?按狗共沉未必真实( 二 )
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也是听来的 。
我们再看《清史稿》 。《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
“……锅船裂沉 。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 。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
《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
“……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
《清史稿》的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挣开救生圈、自沉身亡 。而至于他的那条狗,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 。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 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The Battle of the 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文中是这样回忆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
“Captain Tang had a large dog of a most vicious temper,unruly at timeseven with his master. After the ship sank Captain Tang,who could not swim,managed to get to an oar or some small piece of wood — enough to have supportedhim had not his dog swum to him,and,climbing up on him,forced him to releasehis grasp and thus miserably drown,the brute sharing his fate — perhaps theonly case on record of a man drowned by his dog”
这段回忆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
“…….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 。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纪录了吧…….”
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不想死,他抱住一块木头,是他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一同沉入水中,不幸身亡 。
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他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自己想象的,总之,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 。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
《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 。
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 。
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 。
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 。
《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 。
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胜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 。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马吉芬、清史稿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
那么我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 。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 。
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 。
结语: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学者:冯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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