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举考试在清朝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 二 )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 。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 。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 。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 。武生自称‘生’，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 。如此者不一而足 。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 。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 。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 。”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 。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 。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允文允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
录取名额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 。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 。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 。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 。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 。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 。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 。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
没落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 。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 。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愒日，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 。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 。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 。”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 。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 。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 。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 。”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 。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 。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 。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 。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 。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 。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 。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 。
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 。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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