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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瑞士银行的“秘密遗嘱”( 二 )


邓家与宋庆龄的友谊还表现在生活方面 。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物资供应始终匮乏，特别是生活用品和药品 。邓家父子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 。宋庆龄曾多次表示无法报答感激之情，称邓家父子依然担当着“司库”的职责 。
宋庆龄生前将邓广殷视为干儿子，从1971年起给邓广殷写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时间，共给邓广殷写了189封信，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BB” 。
邓广殷将宋庆龄遗嘱密存瑞士银行
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 。全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广殷：
我匆匆写这几行字是要告诉你，我们接到通知，现在到这个月底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 。你可以想像(象)的(得)出，每个人都很紧张 。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样会给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还是留在这里，不管会发生什么 。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我想单独写一张由你保管 。
我从勤勤(邓广殷的女儿邓勤——作者按)那里听说她已经通过了考试，现在很开心，打算期中考试期间去游览苏黎世 。
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希望你的哮喘已经治愈 。
问候你及你的家人 。
诚挚的伯婆
从信中可知，宋庆龄面临地震来袭，为了不引起人民的更大恐慌，决定留在北京，并做了最坏的打算，妥善安排后事 。宋庆龄说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想单独写一张由邓广殷保管 。信中附了一份专门为邓广殷而写的遗嘱，用的是英文 。但其中两处特别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 。这两处是：(遗嘱)和(邓广殷同志) 。遗嘱内容如下：
“我的遗嘱 1975-2-18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藏书移交给恩斯特·邓作纪念，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 。宋庆龄 北京 。”
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寄给他的遗嘱后，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 。那时，他的女儿邓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学院学习，他正准备前往探望 。于是他立即携带遗嘱来到瑞士，将其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中 。
邓广殷把宋庆龄全部藏书捐赠国家
据当年中共中央在宋庆龄逝世后批准成立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唯一健在的成员李家炽先生回忆，1981年6月由邓颖超起草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写明：邓广殷已有声明，所赠书籍不接收，交公处理 。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邓广殷突然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紧急通知和机票，让他即刻赶往北京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庆龄病危 。邓广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赶往北京伺候在侧的人 。于是他每天去探视，直到5月29日宋庆龄去世 。他参加了守灵、悼念等等活动 。当年宋庆龄让他勿将遗嘱之事告诉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动结束，他只字不提遗嘱 。国外来的亲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 。此时廖承志让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 。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 。直到邓先生母亲急了，问为什么不让邓广殷回来？写信向北京要人 。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邓广殷叫到家里，关上门，问他，有无宋庆龄的遗嘱？
显然，廖承志并未看到宋庆龄单独写给邓广殷的遗嘱 。只是看到宋庆龄留下的备份文件，即她处置自己遗产的一份意见 。邓广殷答，有的 。但他未带在身上，也不准备出示遗嘱 。
廖承志问邓广殷打算怎么办？
由于邓广殷事先并无思想准备，便顺口回答：“要不捐给国家？”
廖承志马上说：“好，你把这个意思写下来 。写个捐赠报告 。”
邓广殷表示自己不会写，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帮忙代写 。
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笔纸，当场拟就一份草稿，很快，也很短 。廖承志要求邓广殷依葫芦画瓢，马上照抄一遍，并签署名字 。
随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邓广殷签过名字的捐赠报告，告诉邓广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
我问邓先生，是否将草稿或捐赠报告留下一份？
他说都没有 。当时这一切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自己稀里糊涂，没想很多，只记得草稿、捐赠报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本能告诉他，宋庆龄家里这么多藏书，分别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带不走，也无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给国家是最妥善的办法 。他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捐出宋庆龄赠给他的藏书，有多么的了不起，也从未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过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没有看到宋庆龄送给他的全部书籍 。为此举办的捐赠仪式也是事后由时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主动提出，并且坚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她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对邓广殷太不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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