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宰相曾评宋徽宗:诸事皆能 独不能为君耳( 三 )


赵佶的父亲宋神宗赵顼,20岁继位就立志富国强兵,起用王安石变法,至少其初衷是值得尊敬的,他36岁就为国事操劳心力交瘁而死 。
然而,人治的问题是看什么样的人当皇帝:赵祯有赵祯的当法,赵顼有赵顼的当法,赵佶也完全有赵佶的当法,虽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南辕北辙,帝国臣民也没有任何政治程序可以选择或改变 。
北宋从王安石变法到司马光废法,整个就朝廷陷入了分裂 。从“元丰”到“元祐”,从“元祐”到“绍圣”,从“绍圣”到“元符”,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加上后来再也没有像王安石和司马光这种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大佬,朝廷政治道德便开始无底线滑落,从政治理念之争堕落到意气之争,最终完全成为人事与利益之争 。
在这种“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拉锯中,有一个新品种终于百炼成钢,那就是因小说《水浒传》而家喻户晓的投机派蔡京 。
宋徽宗亲政前,是向太后短暂垂帘的“元符”时期 。宋徽宗亲政后,曾经把年号改为“靖中建国” 。皇帝的年号就是政治口号,“靖中建国”的意思就是想结束宋神宗以来的“党争”,把朝廷思想统一到国家建设上来,有的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宋徽宗曾经“有所作为” 。
然而,“靖中建国”这个政治口号刚喊了不到一年,宋徽宗又轻佻地改为“崇宁”了——“宁”代表其父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年间的改革,“崇”自然是推崇与崇尚 。据说其中有这样一个原因:时任宰相韩忠彦,其父是宋神宗时期的名相韩琦,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起居郎邓洵武,其父则是追随变法的邓绾,就是那个“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邓洵武对宋徽宗说,韩忠彦都能继承其父遗志,废除了先帝的法度,皇上更应该继承父兄遗志,把父兄法度恢复过来——邓洵武还说,皇上假如要继承父兄遗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
于是,宋徽宗不但把年号“靖中建国”改为“崇宁”,还从杭州把闲置的蔡京召回朝廷,很快委以第一宰相——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局面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
苏东坡的遭遇可以视为宋徽宗轻佻政策的一个标本 。
北宋是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个男人坚持变法,宣仁太后与向太后两个女人反对变法 。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符”时期,苏东坡从海南儋州遇赦北归,说过“端王轻佻”的宰相章惇则被贬岭南反向而行,章惇之子章援是苏东坡学生,曾写信希望苏东坡回到朝廷之后,能够放过自己年迈的父亲,“靖中建国”时期,如果苏东坡还没有去世,应该也是朝廷彰明的倚重对象;然而,进入“崇宁”时期,宋徽宗却亲自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焚毁苏东坡与黄庭坚的诗文,如果发现私下刻印者要治以重罪 。
蔡京是以“改革派”名头被召回朝廷的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作为年轻进士的蔡京自然迎着潮流追随变法,然而司马光上台后,蔡京就变成没有政治操守的投机者了 。司马光拍脑袋要求官员们五日之内全部废除王安石新法,就在大家都感到时间太急、一筹莫展的时候,作为帝都首长的蔡京果然五日内就在开封府范围全部废掉了王安石新法 。蔡京为此受到司马光的高度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中历练出来,蔡京已成为政治高手 。
西哲有云:“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深谙此理的蔡京为了让全国对其把持的朝廷为所欲为保持沉默,采取了一个极有创意的政治手法:他搞了一个“上纲上线”的“元祐党人碑”,把政治异己的名字刻于碑上,第一批列入98人,然后逐渐扩大到309人,几乎把他认为有点影响的政敌或潜在政敌都一网打尽;“元祐党人碑”的入选范围原是划定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东坡等反对变法的所谓“保守派”,然而,蔡京后来却把“变法派”大将章惇、曾布、陆佃(陆游祖父)等人也包罗进来,其中曾布曾是蔡京任第二宰相时的第一宰相——这就完全是为了制造恐怖政治指鹿为马了 。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高压,蔡京还亲自手书“元祐党人碑”中的309个名字,他不但把此碑立于朝堂端礼门前,还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复制此碑以“扬恶” 。
经过一番政治经营,蔡京的势力已经坐大,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加上宋徽宗的亲近小厮高俅、童贯也成长起来各领利益集团,至此,所谓“水浒六贼”结成一体把持朝政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 。
4、任性的享受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上台时国库空空如也,然而,经过他和王安石一番改革之后,到他儿子宋徽宗赵佶登基时,国库已经有5000多万缗结余;蔡京刚登上相位就向宋徽宗进言:这5000多万缗钱足以用来“体面、快乐”地生活了——于是,宋徽宗和他的“六贼”利益集团开始分享宋神宗的改革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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