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明知官员弄虚作假仍热衷大放道德卫星

最近由倪萍民生大议(微博)获颁“共和国脊梁奖”(据说是个山寨奖项) , 引发很多新闻 , 有不少人感慨谁才是真正的脊梁 , 谁才有资格评定脊梁 。在中国的德治传统之下 , 脊梁无非形容道德完美 , 于是脊梁争议实际可以转化为一个悖论:以道德为依归的脊梁评议 , 往往会堕为危险的不道德和伪道德 。
中国古代选拔官员 , 从最早的德才兼备高标逐渐回归务实 , 颇能说明问题 。传统选举制度 , 大而言之 , 无非三类:一是地方推荐 , 二是朝廷征召 , 三是科举考试 。地方推荐 , 即“乡举里选” , 这是从汉朝兴起的 。某人如果在家乡卓有声誉 , 地方官员就可以把他推荐到中央政府;朝廷征召 , 就是政府因于某时段对人才有特殊的要求 , 便专门下诏征求;后世熟知的科考则以唐代为发端 , 这是一种自由竞选的办法 。
选举制度为什么会从乡举里选过渡到主要由科考成绩来决定?实为形势所逼 。一望即知 , 乡举里选中的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 , 推荐甲而非乙 , 往往决定于官员一己之私心 , 而且因为没有固定的、可操作性强的硬性标准 , 特别是在道德评判中更容易弄虚作假 。乡举里选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 , 当时即有童谣讽刺 , “举秀才 , 不知书;举孝廉 , 父别居 。”所谓“秀廉” , 这是专门为道德模范准备的晋升之路 , 可是中选者往往是与父亲分家的不孝之子 , 按照传统伦理 , 实乃忤逆 。举孝廉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 。
因为缺乏可靠的民意监督机制 , 垄断权力操控出来的道德模范注定是靠不住的 。可惜历代帝王们 , 因为各自藏着培育顺民、供我驱驰的小九九 , 企图通过大树道德模范而诱民入彀 , 其结果也便可想而知了 。
清朝的雍正皇帝虽然因为夺嫡疑云而难免民间议论 , 而且酷嗜对大臣使用特务手段 , 但却偏偏喜欢高谈道德 。雍正在道德教化中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奖励拾金不昧 。据雍正朝的《实录》记载 , 1727年(雍正五年) , 一个锄草的满人在送钱粮的途中 , 发现车内有别人遗落的元宝一个 , 便呈报了有关官员 。雍正得报大喜 , 一个卑微的夫役不贪捡到的财宝 , 精神实在可嘉 , 真乃国之脊梁啊 , 那个元宝就奖给他吧 , 并命于八旗中宣传此事 。这是雍正朝报告拾金不昧事迹并且得到皇帝嘉奖的先河 。
第二年 , 那个被二月河小说写出了名的河南总督田文镜上奏皇帝 , 说是他治下的河南一农民更了不得 , 在地里捡到了170两银子不仅如数交还 , 而且不受失主报酬 。雍正这回出手更大方 , 既给农民赏银 , 还赐了个七品顶戴 , 并传旨要求官绅士民各界学习效仿 。仅仅一个月 , 田大人报告在他的辖区又有了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 , 雍正龙颜大悦……好家伙 , 从此各省呈报路不拾遗先进事迹的奏折联翩而至 , “道德卫星”比赛式地一个接着一个放了出来 。“好人”也不再局限于底层夫役 , 而遍布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好事”也愈变愈奇……
终雍正一朝 , 此类道德卫星就没有停放过 。乾隆继位 , 却远不像他老子对“道德卫星”如此痴迷了 , 他规定:若真有拾金不昧的道德君子 , 地方官员可以酌量奖励 , 但不准向上司申报 , 总督巡抚等高官也不得借这一类事情上奏 。原来 , 就在雍正大张旗鼓地褒奖“好人好事”时 , 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作弊现象:既然上交“遗金”既可博得官职和好名声 , 还能得到比“遗金”更多的物质奖励 , 何乐而不为?而且天知道这上交的“遗金”的真正的主人是谁呢?
史家分析 , 雍正在褒奖“好人好事”时 , 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缺乏警惕 。其实照我看 , 素来精明过人的雍正并非失察 , 而是自有其盘算 。争放“道德卫星”事件中存在三方利益博弈 , 不可不察 。雍正为什么对“道德卫星”如此热衷 , 又为什么对可能出现的作弊眼开眼闭?路不拾遗向来被视为民风淳厚、世道清明的盛世标志 , 本朝此类佳话层出不穷 , 不正好证明雍正天纵圣明?而对官员来说 , 既然圣上好这口儿 , 我们何妨多多益善 , 拍拍马屁让他高兴高兴呢?同时还可以借此表示自己对老百姓教导有方 , 也算政绩一种吧 。至于那些拾金不昧者 , 排除其中的道德君子 , 相当一部分是冲着政府嘉奖的实惠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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