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是怎样打造以香都为中心的世界性帝国的
在使蒙元王朝和大汗本人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方面，谁也没有威尼斯旅行家、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做得更出色，根据他那部在热那亚监狱中口述而成，褒贬不一的伟大作品《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他于1275年前后到达中国，并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客卿在那里待了17年，的确，马可所描绘的那个富饶绮丽的东方世界确实很难被身处“黑暗时代”的欧洲同胞所相信，他被嘲笑为“信口开河的马可百万君”，小丑们将他的经历改编为滑稽短剧在威尼斯的酒馆中演出 。
但今天我们却相信，如果马可本人没有亲自到过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那么他的绝大多数记述是不可能如此生动的，虽然这位具浪漫性格的探险家有时会夸张一点，但总体上还是严格地还原了忽必烈统治时代的本来面目 。
虽然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看来，大汗是异教信仰与残酷征服的化身，但马可的记载中却对他充满了崇拜与赞扬，在他眼中，大都的宫殿是他所见过的“最壮观，最宏伟的建筑，它总共包括400多间华丽的房间，在宫殿附近矗立着一座人造的土山，山坡上种满了移植自全中国各地而来的珍奇树木，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西南，借助大象的力量才把它们从深山中拖出 。”在今天看来，这种奢侈行为与他最终灭亡的赵宋王朝有些相似，不过享乐的要求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忽必烈需要在中原新君主和蒙古人的领袖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间作出某种平衡 。”
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说，“在采取了许多汉人的习俗以便安抚这些新征服的民众同时，他又不得不采取措施，艰难地保持他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性，在上朝时身穿汉式袍服的忽必烈必须在每年夏天前往位于今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金莲川草原的上都避暑狩猎，主持祭典，向蒙古部落传统信奉的最高神‘长生天’企求保佑，并洒下马奶酒，以求与可敬的祖父成吉思汗取得心灵上的沟通 。在上都的狩猎禁苑中，大汗仍旧要住在传统的蒙古包里，顶棚是用镀金并上过生漆的竹藤精心建造，绘以草原上常见的鸟兽和追逐射猎的蒙古勇士 。”
这顶著名的金帐在被焚毁几百年后，还给了英国著名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以灵感;他根据马可·波罗对于这座“香都”的记载，把这所“堂皇的安乐殿堂”写进了他的长诗《忽必烈汗》 。
与这些粗犷的行为相反，忽必烈精明地不用本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他的朝代，以免引发过多的抵触情绪，“元”这个字在传统的中国道家哲学典籍中有着深远的含义，包括“宇宙的起源”与“一切万物的源动力”等 。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将它的渊源追溯到半个世纪前，成吉思汗与来自中原的道家哲学家长春真人丘处机在河中地区的阿力麻力城相处了两年时光的结果 。
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与其他分裂的蒙古汗国依然钟爱破坏与劫掠的秉性不同，忽必烈已经开始向被推翻的宋王朝学习，建立复杂的官僚国家机器并竭力维持它的运转：“在大都宏伟的城墙附近，矗立了58座巨大的粮仓，借以在丰收年景储备多余的粮食防备荒年的袭击 。”在全国纵横交错的驿道上，遍布着1400座间距40公里的驿站，“手持符信的使节和官员以每天400公里的速度驰骋其中，传达大汗的旨意与监督各地的官员行为，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 。
“表面上的亲善并没有完全赢得汉族儒家知识分子——这个统治中国所必不可少的集团——的心，而大汗也对他们沉湎于各种抽象道德符号的争辩深感不可理解和厌烦 。”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如是说 。
曾任南宋度宗朝中书舍人，亲点文天祥为状元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得知南宋灭亡后隐居在乡间拒不出仕，而“吴兴八子”之首的著名画家赵孟则画了一株根须毕露的兰花，以委婉的方式抗议蒙古入侵者攫取了他们的土地，摧毁了文化根基 。
与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坚持从一个来自被征服的中亚民族圈子中任命高级官员，包括吐蕃人、色目人、土耳其人，乃至欧洲人，并给予他们相当崇高的地位与宗教自由，忽必烈本人的生母莎尔合黑帖尼，就来自受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影响深刻的蒙古克烈部 。
忽必烈曾经向马可·波罗表示，自己对疆域内所有的宗教都“尊而敬之”，勒内·格鲁塞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它们带来的政治价值和迷信效果，1258年夏，忽必烈曾在新建的开平府主持了佛道两教的一场辩论，双方辩论至黄昏时分，性格淘气的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按照事先的协议，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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