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吴佩孚是如何从均是领袖变成政治领袖的？
南北战争(护法战争)期间，因吴佩孚在衡阳擅自停兵主和，并以“学生”的名义与段祺瑞公开辩论，直皖两派矛盾随之公开化 。再往后，因上海的南北和会吵吵嚷嚷，无果而终，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级 。
山东问题的发生，皖系遭到责任追究，这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个乱中崛起的时机 。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一个派系能否脱颖而出，占据政治与舆论的制高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人物的目光与胆识 。
冯国璋系统的直系，其实体主要由三者构成：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 。因三地均处长江沿线，故称“长江三督” 。
1918年10月，冯国璋卸下代总统之职，告老还乡，李纯成为长江三督之首 。
白坚武时在李纯帐下做门客，5月25日，白坚武在上海徐家汇顺直同乡会馆发表演说，称山东问题“非仅青岛去留，实为国家存亡问题” 。
呼吁抵制日货，最后，豪气十足地宣称：“吾直军人居全国军人过半以上……中国若亡国，除非直隶人尽死之……”白氏此言，等于把直系摆到了救国图存的核心地位 。不久，上海的三罢发生之后，白坚武立即“电告李督，并修函劝其应时而起” 。
白坚武作为李纯的门客，其对直系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李纯，指望李纯站出来，率领直系“应时而起” 。不幸，白坚武投错了门户，选错了主公，李纯不过是一平庸之辈，并无应时而起的才识与胆略 。6月8日，白坚武由上海赶回南京，与李纯“晤谈两时，殊失望” 。其后，李纯府上又发生一件令白坚武更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许德珩、左学舜来宁，拟进谒督军” 。但结果是，李纯“告以有病，约不能见” 。将全国学联代表的主动联络拒之门外 。
自此，长江三督在政治上趋于没落 。
就直系而论，冯国璋系统之外，便是曹锟系统 。徐树铮对曹锟颇为轻视，曾私下议论曹：“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 。”不过，那位见多识广、与多国领袖人物打过交道的顾维钧，则这样评价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我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 。曹锟到底是头脑无识，还是恢弘大度，这里不作深究，总之，曹氏帐下偏偏有这样一位将领：资历不深不浅，职位不高不低，但却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且具有强烈的领袖欲，此人即陆军第三师师长、前清秀才吴佩孚 。6月9日，吴佩孚于同日发出两份电报 。
吴电之一，致电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曾于5月25日下达一道强硬命令，要求对不服劝阻、继续游行演说的青年学生，“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 。随后，各地依据此项命令，对学生运动实施压制 。针对这道命令，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 。民心民气，概同想见 。我政府当轴诸公，对于我大总统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剀切晓谕，而趋重逮捕，窃恐操之过急 。”此言等于公开指名批评徐世昌的这道命令 。一个师长批评总统，此种“犯上”之举，在那个年代的现役军人中并不多见 。与康有为相同，吴佩孚也是把五四学运与古人联系起来，表示：“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 。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 。”这里，汉之刘陶，宋之陈东，成为五四学运合法合理的历史依据 。言必称典，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论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吴佩孚在思想意识上的积习 。
接下来，吴佩孚为五四学运大唱赞歌，电称：“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吴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强压迫，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青年学生“以草击钟”之举，多多少少怀有本能的同情 。
最后，吴佩孚告诫：“如必以直言者为罪，讲演者被逮捕，则是扬汤止沸，势必全国骚然……大狱之兴，定招大乱，其祸当不止于罢学、罢市已也 。师长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讳，忧之深有不觉言之切者 。仰恳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一面促开国民大会，宣示外交得失缘由;共维时艰，俾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 。
通观吴电，的确体现了其人“罔知忌讳”的一面 。
吴电之二，致电总理钱能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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