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被日本侵略打断 只是种虚假的神话
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重新规划了一战后的远东秩序 ， 以协约国在远东的主力日本为最大牺牲者 。
从日本的角度看 ， “优等生”策略突然失灵了 。
从中国的角度看 ， “流氓外交”突然显得比“绅士外交”更有效 。此后十年 ， 十九世纪的外交规范日益撕裂 。中日双方都以自己的方式 ， 走向双重外交 。
日本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外务省和军部的分裂 ， 两个决策中心执行两种不同政策 。中国的双重外交意味着同一批决策者执行两种不同政策 ， 遇强则弱、遇弱则强 。两种“双重外交”造成的长期后果 ， 如果翻译成居委会大妈的白话文就是：中国不断耍小聪明占小便宜 ， 然后吃一次大亏 ， 落到前功尽弃的地步 ， 然后从头开始故伎重演 。讲理的日本人一再吃哑巴亏 ， 丧失白纸黑字的权益 ， 弄得自己像个傻瓜 。耍横的日本人一再捞到法外的利益 ， 觉得对方就是吃硬不吃软的角色 ， “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才是最好的 。
英国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观看这些不太体面的表现 ， 觉得亚洲人就是既野蛮又狡诈 ， 倒霉也是自作自受 。
1922年 ， 外务省制定《时局处理方针》：“尊重九国公约主旨 ， 执行对华时局共同协议 。”仅仅两年以后 ， 军部就要求在直奉冲突中支持张作霖 。从南京事件、济南事件到九一八事件 ， 军部“隐忍”的耐性不断降低 。民政党内阁倒台后 ， 霞关(外务省所在地)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一群失去观众的演员 。他们的做法就是不断重提1922年的框架 ， 一次又一次地签署新的协定 。
这事一点难度都没有 ， 因为只有在当事人决心履行义务的情况下 ， 谈判才会变得棘手 。
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 至少国民政府一方没有什么认真谈判的兴趣 。革命外交就是“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 ， 都要一概打破” 。任何安排都是临时的 ， 最终目的就是将帝国主义扫地出门 。
“抗战打断了北伐后的黄金时代” ， 其实是国民党在失败以后发明的神话 。无论从二十世纪历史的整体趋势看 ， 还是从国民政府的内部文件看 ， 抗战都是北伐的直接延续 ， 国民政府并没有“世界终将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天真念头 。
1929年4月 ， 《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提出：“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而判断 ， 将来与我国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敌国 ， 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 。”
【“黄金十年”被日本侵略打断 只是种虚假的神话】日本人倒是没有制定什么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 ， 直到淞沪抗战爆发 。不过 ，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国军有什么战斗力 。他们唯一忌惮或厌恶的对象 ， 毋宁说是外交部的牛皮糖战术 。
1928年以后 ， 国民政府对英法美的修约谈判是认真对待的 。对日交涉就完全两样 ， 达不成协议比达成协议更好 ， 因为任何协议都解决不了满蒙特殊地位问题 ， 所以任何协议都是革命下一阶段的推翻对象 ， 现在何必太认真呢？王正廷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态度 ， 是以不了了之 。”于是 ， 一切都变成了悬案 。
牛皮糖战术的主要受害者 ， 就是日本的国际协调派和商人 。1931年以前 ， 他们说话还能管用 。然而说话管用的时候 ， 他们发现自己找不到负责任的交涉对象 。1928年 ， 张学良拒绝执行父亲一年前签署的《新五路协定》 。他的借口非常幼稚 ， 说是原来的文本弄丢了 。日本人没有追究 ， 其实是因为满铁当时还很想做生意 。张学良自己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 得意洋洋地表示“年轻人办事也不差” 。
1929年4月 ， 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土地、房屋出卖给日本人》 。1930年7月 ， 辽宁省政府发出训令《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 。1930年9月 ， 辽宁省政府《禁止盗卖国家土地》规定：无论私有、官有、公有土地 ， 卖与或租与外国人者 ， 均以盗卖国土论处 ， 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课以罚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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