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中国籍世界首富 贪官为何会比巨商富数十倍( 二 )


还有更深层的理由:王权之下,家国不分 。例如粤海关,康熙帝设立,设立时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 。我们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还要上交国家财政,而清朝粤海关收入则交到内务府,专供皇室之需 。如果皇室要完全垄断海外贸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开一口 。康熙初设海关时,设了四处,且由所在巡抚兼管;雍正时设专职海关监督,直属内务府,与巡抚无关;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粤海关一口 。对王权来说,家与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替乾隆两手抓的人便是和珅 。他不仅管着户部,还管内务府,最擅长的是做搬运工,将户部职能搬到内务府去,将国家财政收入搬到皇室去 。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隐私,做起来乖巧而又得体 。
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 。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举的收费名目竟达100多项!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油水多半从“规礼”上榨取 。
乾隆时规定,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另有“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 。在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提供的费用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 。进关规礼30项,收银1125.96两,出关规礼38项,收银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正课”与“规礼”加起来3600余两 。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还有针对货的,货有“分头”,即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 。起初一两货款抽0.054两,后来抽到0.06两 。通常,海关上缴“正课”,“规礼”和“分头”之类则由监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员分享,这是一种制度性分赃 。
这样管理海关,就像搞承包 。皇帝将粤海关承包给他的亲信,亲信承包先要“投资”,以取得“承包权”,此后“凡应行事宜”,就“不必听督抚节制”了 。监督上任,可带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标超标,带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使粤海关成为了他的“家天下” 。不过,“家天下”只能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换人包干 。“规礼”之类的分肥,按规定,粤海关监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关办事人员——书吏、贴写、头役等,多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还包括各炮台官兵,大约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 。洪仁辉告状时把这些都捅了出来,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常规”,属于“亚财政”,虽无明文规定,却是历来如此,成了习惯的,所以叫做“礼” 。
这块有定数的“规礼”收入,即使是监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来“报效”,而报效皇上则要通过和珅 。“报效”银每年不下100万两,“规礼”所得,大部分用来进京报效,一小部分还要用来跟当地督抚搞好关系,“打点”各色人等 。如此分赃,无法可依,但合礼 。粤海关收入,“正课”虽非正式国家财政收入,但王权之下,家国一体化,但凡王权所得,无不合法,谁敢问其合法性来源?“规礼”是合礼收入,属于“礼尚往来”的范围,监督本人贪与非贪,主要看他对“规礼”收入如何处理 。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规礼”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来报效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职务收入,原则上,他不能拿出来报效,但他的手下要报效他,这样的人情收入,他会笑纳 。由于决定他贪与不贪的不是别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报效和珅,有可能连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
然而,监督油水何在?在于“陋规” 。“陋规”非礼,没有定数,也查不出来 。“陋规”之行,主要是索贿 。如船钞一项,据船只大小收费,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这就为索贿提供了运作空间 。丈量者手里拿着尺子,行贿了,大船可以量小一点,不行贿,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 。类似项目有100多项,每项都要搞点名堂,所以很忙 。还有货物,因质量和价格起争议,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争议一起,海关就能调整税额,这里面名堂很多 。粤海关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门税关还肥 。崇彝写《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他做崇关帮办委员时每年约可得四五千两银子,就自以为很肥了 。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中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 。差别有多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2亿多,多说有11亿,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 。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2000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可谓区区 。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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