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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联邦政体？联省自治尝试失败

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 各方政治势力纷纷出场 ， 有识之士先后提出了各种主义和救国主张 ， 有的仅仅在思想界流行一阵便销声匿迹 ， 有的一时顺应了潮流得以付诸实践 ， 却因水土不服、政局动荡而中途夭折 。百年前的政局跌宕起伏 ， 这背后是什么在起决定性作用？民初的政党政治乱象丛生 ， 这当中又隐藏了怎样耐人探寻的密码？百年前的这段历史 ， 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本刊即日起开辟“近代史的启示”专栏 ， 刊发系列文章 ， 敬请关注 。
近代中国曾有一个梦想 ， 在当年被追寻得轰轰烈烈 ， 如火如荼 ， 它便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在晚清萌芽 ， 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中达到高潮 ， 但随后 ， 它就被刻意遗忘了 。
“东南互保”：削弱了清政府中央集权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 中国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短短几十年 ， 吃穿住行、生老病死 ， 生活习惯、思维习惯 ， 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巨变 ， 区域发展差异凸显 ， 地方主义崛起顺理成章 。随着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集团崛起 ， 督抚们渐渐把军权、财权与用人权等揽在自己身上 。从此 ， 地方坐大 ， 中央衰落 。
中央集权的危机 ， 在清政府那里早有预感 。尤其让清政府震惊的 ， 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 。那时候 ， 因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爆发 ， 清政府向列强“宣战” 。而东南各省督抚 ， 却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命令 ， 反而与列强相约局部休兵 ， 互保东南 。
这个事件给中国人一个重要启示 。1901年 ， 梁启超就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 ， 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 ， 如果能采用联邦制 ， 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 。因此 ， 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 ， 清政府也在思索 。1906年 ，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照东西洋各国立宪经验 ， 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 ， 重建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 。
然而 ， 清政府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 ， 数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经深入骨髓 ， 很难真正去分享权力 。于是仿行立宪的原则 ， 就成了“大权统一于朝廷 ， 庶政公诸舆论” ，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实权 ， 只是允许民众参与讨论政治而已 。但即使这样有限的让步 ， 清政府实际也没做得到 ， 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说“惯性思维”是——削弱现行督抚权限 ， 各省新设督抚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 ， 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 ， 反倒是要加强中央权力 。
清政府的决定 ， 引起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开反对 ， 表示很难办到 ， 各省督抚也相继表示不满 ， 此案只有暂时被搁置起来 。清政府仿行立宪宣称要解决中央、地方的权限问题 ， 结果却南辕北辙 ， 很不理想 。
湖南新政：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起点
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起点 ， 是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所主导的“湖南新政” 。
湖南新政发生在甲午战败后 。由于战败 ， 中国人就去检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的问题 ， 朝野内外一个基本共识是 ， 过去对社会管控太多 ， 中国没有民间社会 ， 没有“自组织” ， 没有新闻媒体 ， 没有一切现代国家所拥有的社会管理方式 。
这一特别机遇被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敏锐地抓住了 ， 而他们之所以在湖南进行试验并能成功 ， 主要还是因为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极端激进与极端保守同时并存 。
就区位来看 ， 湖南拥有一个特殊的窗口——广东 。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 ， 依然首选广东 。广东是近代中国与外国人接触最早、最多的地区 。湖南人通过广东这个窗口 ， 看到了西方文明优长之处 ， 因而有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等一大批力主学习西方的湖南人 。另一方面 ， 湖南在中国的位置 ， 当南北要冲 ， 为西南门户 ， 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或许由于这个原因 ， 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 。当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山东胶州湾、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 ， 湖南人就在两年自治的经验基础上准备独立 。这当然不是分裂 ， 而是准备像梁启超等所期待的那样 ， 以湖南独立为中国将来重建统一积蓄力量 ， 保留一个复兴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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