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何杀掉屡立战功的长子?( 二 )


故秋季往征乌拉时,知晓长子之心褊狭,不能依靠,令其同母所生之弟古英巴图鲁留下守城 。春天再征乌拉时,亦不信赖长子,留下莽古尔泰台吉及四贝勒二弟 。两征乌拉,皆不携长子,使留于家之后,长子与其四位亲信之臣议曰:若以吾之部众与诸弟均分,吾不能生,愿死,尔等愿与吾共死乎?此四臣答曰:贝勒,汝若死,吾等亦从汝而死 。后汗父出征乌拉,长子对汗父出征如此大国,胜败与否,毫不思虑,并作书诅咒出征之汗父、诸弟及五大臣,祝于天地而焚之 。继而又对亲信诸臣曰:吾兵出征,愿其败于乌拉,战败之时,吾不许父及诸弟入城 。……(其臣上告于努尔哈赤)聪睿恭敬汗以若杀长子,恐为后生诸子留一恶例,乃不杀,长子阿尔哈图图门三十四岁时,癸丑年三月二十六日,监禁于高墙之屋 。两年后,见其毫无改悔,遂诛杀 。
分析上述记载,可以了解褚英一生的基本情况,即军功累累,立为嗣子,执掌国政,争夺汗权,对父不满,被父斩杀 。
第一,褚英对女真国的创立与扩展,建立了功勋 。老档一开始就讲到,努尔哈赤自思,“若无诸子”,就不能聚成大国,执掌金政 。这里明白无误地表述了努尔哈赤的建国兴邦,是与诸子征战效劳分不开的,尤其是褚英最早出征,屡败敌军,功勋尤著 。
第二,褚英被立为嗣子,助父执政 。《清太宗实录》等书皆说,“太祖初未尝有必成帝业之心,亦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为皇太极理应继位为汗埋下伏笔,但是,上述老档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清实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相距颇远 。其一,老档明确写道,努尔哈赤考虑到,“吾若举用长子,专主大国,执掌大政,彼将弃其褊狭之心,为心大公乎!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 。一则让褚英“专主大国”,再则让他“执掌大政”,三则“遂命阿尔哈图图门执政”,可见褚英确系被汗父立为执政者 。其二,褚英这个“秉政长子”对诸弟说,“吾即汗位后,将惩治违命的弟贝勒和各大臣” 。努尔哈赤斥责褚英过错时也说,“委政”于褚英,是让他逐渐树立威信,以便部众“始肯听汝执政” 。这都表明,褚英已被汗父立为嗣子,将来汗父死后,他就要继位为汗 。
第三,褚英与汗父和四个兄弟激烈争夺统治大权 。老档说褚英个性褊狭,故虐待四弟和五大臣,其实,这不是什么心胸狭窄的问题,而是褚英与汗父、四弟争夺军国大权 。所谓四弟,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皇太极,都是有权有势的贝勒,他们辖有大批人丁兵将,多次领军出征,甚为汗父宠爱,是聪睿恭敬汗“爱如心肝之四子” 。努尔哈赤除掉亲弟舒尔哈齐以后,各旗皆为其所有,他将一些旗和牛录分赐予子侄,使其承受专主,让他们成为牛录之主固山之主 。
但是,努尔哈赤握有最高所有权,他可以赐予子侄,也可以调换牛录,还可以收回 。他这个聪睿恭敬汗是全国之主,是各旗之主,有权惩治或擢升各贝勒台吉 。褚英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力没有汗父那样大 。褚英奉父之命执政,本身又是大福金所生的“皇长子”和汗位的继承人,亲辖部众五千户,一再领军出征,立有军功 。因此,他可以“折磨”四个弟贝勒,“使其苦恼”,但他毕竟是四弟的同辈,原来都是并肩而行的贝勒,现在一跃而为执政之人,摆架子,耍威风,这些贵为固山之主,亲为汗之心肝的四个贝勒,很难心服 。而且褚英还只是奉命执政,还只是继承汗位的嗣子,而不是真正的女真国汗,没有汗父努尔哈赤那样大的权力,不能支配其他弟弟拥有的牛录和固山 。老档说,汗父死后,褚英将不赐赍财帛马匹与弟弟,他即位后要杀与其成仇的弟贝勒和大臣,这正表明此时褚英还没有这个权,既不能籍没汗父已经赐予兄弟的财物(实际上也包括部众兵将),又无权赏赐财帛人丁与弟贝勒和大臣,因为他只是一旗之主,还不是全国之主,没有那样多的人畜财帛,而且他还不能诛杀违命的贝勒大臣,汗父没有把这个权交给他 。
正因为是这样的局面,所以,褚英虽然可以“折磨”弟贝勒,而弟贝勒却不心服,反而联合上告汗父 。如果是努尔哈赤这样行事,他们怎敢违命!他们怎敢上告!上有全国之主的汗父努尔哈赤,下有势力强大的四个弟贝勒,还有汗父亲自擢用的亲信五大臣,褚英的位子很难坐稳,统治权力受到了很大限制 。褚英要想牢固掌握军国大权,万无一失地继承汗位,就必须限制、打击四兄弟和五大臣,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架空汗父,逐渐掌握全部权力,而这一点,正是四个贝勒和五大臣不能接受的 。因此,褚英的褊狭和虐待,四弟、五大臣的联合上告,实质上是褚英与汗父争权,与四弟争权,这是一场争夺汗权、削弱旗主权力与反夺权、反限制的激烈的政治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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