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军历史上为何三次出兵都未能征服越南？( 二 )
“兴道大王”的功绩
对于蒙古(元朝)而言 ， 陈朝实在是个难缠的敌手 。陈朝朝廷甚至下令“凡国内郡县假有外寇至 ， 当死战;或力不敌 ， 许于山泽逃窜 ， 不得迎降” 。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叛降蒙元者 ， 比如陈仁宗的一个弟弟及《安南志略》的作者黎崱 ， 但整体而言陈朝统治集团的抵抗意志是极为坚定的 ， 几乎可与同一时期的日本镰仓幕府相垺 。只不过 ， “元寇袭来”时的镰仓幕府更多依仗的是从天而降的“神风”不战而胜 ， 陈朝却更多的需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与蒙古军较量 。
陈朝本身是作为外戚篡夺了原本属于李朝的皇位 ， 影响至今的一个结果是强令越南李姓者尽改姓“阮” ， 使后者成为越南第一大姓 。为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 陈太宗(1218年-1277年)规定宰相和重臣都由宗室担任 ， 确保了宗室对皇帝的忠诚 。在众建诸侯的体制下 ， 拥有领地的皇室贵族们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国家 ， 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封疆而需要努力驱除外来入侵者 。
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兴道大王陈国峻(？-1300年) 。从私人角度讲 ， 他其实是完全有理由去当“带路党”的 。陈国峻其父陈柳为陈太宗兄 ， 陈朝的实际建立者陈守度强迫陈柳把老婆让给陈太宗 ， 陈柳咽不下这种夺妻之恨 ， 临死时告诫儿子陈国峻一定要为其报仇 。结果当元军来袭 ， 手握兵权的陈国峻却放下私仇 ， 没有听从父亲遗言去夺取皇位 。他不仅凛然誓言“先断臣首然后降” ， 更写作了名篇《檄将士文》(《谕诸裨将檄文》)以鼓舞士气 ， 这篇满是中国历史上忠勇人物(从为智伯复仇的豫让到坚守钓鱼城的宋将王坚)典故的檄文直斥“蒙鞑乃不共戴天之讐” ， 告诫部下“汝等既恬然不以雪耻为念 ， 不以除凶为心 ， 而又不教士卒 ， 是倒戈迎降 ， 空拳受敌 ， 使平虏之后 ， 万世遗羞 ， 尚何面目立于天地覆载之间耶”！在其激励下 ， 许多陈朝的普通士兵都在手臂上刺上“杀鞑”二字 ， 发誓抵抗到底 。
除了鼓舞士气之外 ， 陈国峻更重要的贡献是为弱小的陈朝找到了一条取胜之道 。所谓“彼恃长阵 ， 我恃短兵 ， 以短制长 ， 兵法之常也” ， “若用蚕食缓行 ， 不务民财 ， 不求速胜 ， 则拔用良将 ， 观其权变 ， 如围棋然 ， 随时制宜 ， 收得父子之兵 ， 始可用也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 ， 在正面战场无法抵御蒙(元)军的陈朝军队每每主动后撤 ， 以拖待变;并在敌军后勤补给力有不逮时趁势反击而获胜 。选择白藤江作为决战战场也正是出自这位兴道大王的计划 ， 当时越南的水军可以说是唯一胜过敌军的兵种 ， 就连元人也承认 ， 陈朝战船“船轻而长 ， 船板甚薄 ， 尾如鸳鸯翅 ， 船弦两侧甚高 。每船有三十人划桨 ， 多可达百余人 。船行如飞” 。以己所长击彼之短 ， 岂有不胜的道理 。
天时·地利·人和
除去陈朝本身的抗战 ， 可以说蒙古军队也输掉了天时、地利、人和 。连西方史家都发现了这一点 ， 《多桑蒙古史》记载 ， 第一次入侵时 ， 元朝军由于“热不能堪 ， 班师”;第二次入侵时“盛夏霖潦 ， 军中疾作 ， 死伤者众”;第三次入侵时又是“军中将士多被疫不能进” 。安南属热带季风气候 ， 气温高 ， 湿度大 ， 风雨多 ， 旱、雨季明显 ， 大部分地区5月至10月为雨季 ， 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 。元军士兵多来自北方 ， 故元军出兵多在下半年 ， 正值安南为冬天旱季的时候 。一旦被拖至雨季 ， 瘟疫肆虐 ， 蒙(元)军队实在是在“鬼天气”里吃够了苦头 。虽然不能说蒙古军队是完全败给了天气 ， 毕竟此前已经征服了同样有暑雨并流行瘴疠的岭南地区 ， 但入侵安南 ， 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在逆“天”而行 。
另一方面 ， 安南的地形复杂 ， 山地、高原、河流互相交织在一起 ， 很少有一马平川的大平原 。连元朝将领自己都意识到 ， 这样的地形“蒙古军马亦不能施其技” ， 使得远征安南的元军已不是单一的骑兵 ， 而是以步兵为主 。对安南的战争 ， 也更多是传统中原式样的战争：既无依靠随行羊马和狩猎解决给养的条件 ， 也不能靠“因粮于敌”之法获取给养 。军队给养只能靠国内供应 ， 势必“兵马未动 ， 粮草先行” ， 而不能“羊马随行 ， 不用运饷” 。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也确实成为入侵安南的“阿喀琉斯之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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