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1957年开始走“红运” 揣摩到了政治风向( 三 )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 ， 没有什么新鲜内容 ， 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 ， 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或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 ， 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 ， 我因为说了两句 ， 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 ， 也许各有各的道理 ， “彼亦一是非 ， 此亦一是非”吧 ， 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 。毛主席就说过 ， 报纸这样办 ， 那样办就是两家 。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 ， 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 。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 ， 《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 ， 并且用“……总的说来 ， 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 ， 有很多是正确的 ， 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 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 ， 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 ， 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 ， 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 ， 明眼人一见就可以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 。但我认为 ， 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 。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 ， 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 。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 ， 都有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
【姚文元1957年开始走“红运” 揣摩到了政治风向】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 。但不想说 。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 。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 ， 而是另一种原因 。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 。”编排也有政治性 ， “各取所需”即是 。
我是很喜欢看《文汇报》的 ， 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 。这回却很抱歉 ， 涉及了《文汇报》 。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 ， 也没有一顶帽子 ， 也没有“判决”是非 ， 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 。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 ， 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末了 ， 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
不久 ， 从中央传来了毛泽东在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这次整风 ， 非党员自愿参加 ， 自由退出 。这就是整风的办法 。我攻你 ， 你攻我 ， 有意见就说 ， 党内外打成一片 ， 此即整风 。姚文元感到 ， 中央要搞全党整风 ， 要发扬民主 ， 可以大胆提意见了 ， 提得越多越好 。姚文元认定自己揣摸到的毛泽东的想法和中央的精神 ， 是准确的 ， 于是便开始行动了 。
姚文元写罢此稿 ， 连夜抄清 ， 第二天上班后 ， 先是给《文汇报》副刊编辑部打了一个电话 ， 说要去送稿 ， 然后骑上自行车 ， 赶到文汇报社 ， 把稿子当面交给了《文汇报》副刊编辑部的负责人 。《文汇报》副刊编辑部负责人见姚文元写的是一篇对《文汇报》新闻报道排版及对消息重要地位认识方面的文章 ， 便不大愿意发表这篇文章 。但考虑到姚文元小有名气 ， 又犹豫起来 。正犹豫间 ， 《人民日报》于6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 。这篇文章中隐约提出了反击右派的信息 。经过分析 ， 他决定发表姚文元这篇文章 。于是 ， 6月10日 ， 《文汇报》在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不显眼的位置 ， 发表了姚文元这篇文章 。
然而 ， 出乎《文汇报》负责人意料之外的是 ， 尽管他们只是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一文 ， 还是被毛泽东发现了 。
毛泽东决定 ， 就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说起 ， 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 ， 公开批评《文汇报》 ， 对文化界 ， 特别是对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右派 ， 进行打击 。于是 ， 毛泽东当天即提笔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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