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后的朝鲜“经”变:全民的赤贫与经济变革

对朝鲜,甲午战争让其从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进一步朝全殖民地社会沦亡,这个事实上在当时赤贫至极的国度,内在上更加迫切需要彻底的现代化变革,于是有了后来的历史结果 。
在朝鲜王朝开国太祖李成桂之后的500年里,朝鲜和中国一样,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 。在1876年,朝鲜全国的人口为1688万,其中80%以上是农业人口(当时日本和欧洲的农业人口在65%左右) 。
虽然伴随着农业的发达,朝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和手工业,但是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 。以工匠来说,他们和明朝的“匠户”一样,从身份上来说是官府的奴婢,按照户籍被编为固定的“京工匠”和“外工匠”,一旦官府有令,工匠就要无报酬地为其制作各种物品 。
商业也不发达,朝鲜王朝时期,只有在汉城(京城)、开城(松都)和义州(龙湾)三地有势力强大的商人阶层,被称为“京商”、“松商”和“湾商”,其中京商以贩卖王室和士大夫所需的奢侈品为主,松商和湾商则经营对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 。20世纪初朝鲜京城、开城等地的商业巨头,比如大昌贸易株式会社、泰昌财阀、永信社、高丽参业社等等,其祖先都是经营对华贸易的京商或松商 。
朝鲜王朝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人参,此外还有高丽纸、花席、刀子、海产,以及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等贵重成药,从中国进口高级绸缎、药材、书籍,以及针线刀剪、烟袋算盘、笔墨砚台等日用品 。朝日贸易在18世纪之前是朝鲜出口人参和中国丝绸、换取日本的白银和砂金 。19世纪初日本限制金银出口,朝日贸易的主要内容变成了朝鲜出口牛皮,从日本进口铜 。
崩溃的货币体系
【甲午前后的朝鲜“经”变:全民的赤贫与经济变革】朝鲜本国的商品经济落后,货币流通量也少 。李朝初年仿照明朝发行了楮币(纸币),但是由于增发、滥发,楮币很快就失去了作为货币的信用 。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朝鲜人在纳税、交易、置产,乃至行贿时,最常用的货币是装在稻草包里的大米,其次还有麻布和棉布 。朝鲜流通的铜钱一方面依赖从中国进口,另一方面从1423年开始铸造本国的铜钱“朝鲜通宝”,1678年又铸造了“常平通宝”,铸钱所需的铜全靠从日本进口 。
由于朝鲜的钱法紊乱,朝廷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允许户曹、常平厅、赈恤厅、训练都监等文武官署自行铸造铜钱,导致恶钱、私钱泛滥 。这些铜钱成色低劣,重量飞薄,被称为“叶钱” 。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拜尔德女士在其著作《朝鲜和她的邻居》中写道,1894年时,虽然汉城、开城等大城市和仁川、釜山等通商港口已经可以使用日元纸币,但朝鲜内地仍用铜钱当货币,1美元能兑换3200枚铜钱 。10英镑换成的铜钱需要用六个男人来抬,这给外国旅行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
1893-1894年,淮军将领聂士成曾考察了朝鲜北部 。在朝鲜咸镜道的富宁府,聂士成曾与当地府尹笔谈,府尹感慨说“自从就任该职,已经四年,如今亏空公款四千余贯,上国大人见到国王时,望代为吁恳” 。聂士成对于甲午战争前夜朝鲜的观感是“城池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积蓄 。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 。当时朝鲜虽然已经开辟了仁川、元山等贸易口岸,但是“各海口出产稀少,不通商贾大道,无甚起色” 。
恶臭的京城
1894年前后,伊莎贝拉·拜尔德和日本驻汉城领事馆书记生盐川一太郎也曾像聂士成一样游历朝鲜,并将见闻各自写成书 。他们在书中不约而同地对当时朝鲜经济落后的面貌有所描述 。连作为首都的汉城,街道都充满了泥泞和恶臭,路旁堆满了垃圾,人们随意在街上倾倒大小便,载运货物的牛只也随地便溺 。日本作家原田敬一在《日清·日露战争》一书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乘船在元山登陆的日本陆军士兵一上岸,就被空气中弥漫的臭气和道路上的粪便、猪群惊呆了,不少日本士兵被扑鼻的臭气熏得当场呕吐 。
盐川还观察到当时朝鲜的农业水平非常落后 。河川堤防普遍失修,一旦霖雨连绵,就必然会暴发洪灾 。由于百姓砍伐树木当燃料,山丘全都变得光秃秃的,降雨稀少,旱灾频仍 。此外田地里大多没有引水灌溉的工程,农民面对旱灾手足无措 。此外朝鲜的农具和施肥方法都没有得到改进,与日本17世纪江户时代的水平差不多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大量工业人口,工厂主选用廉价的朝鲜米作为工人的主食 。米和大豆成为当时朝鲜最主要的对日出口物资 。由于大量出口,导致朝鲜国内米价上涨,从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涨到了1903年的每石8589文 。另一方面,由于从日本大量进口白棉布、食盐、烧酒、洋钉、洋伞等商品,朝鲜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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