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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汤奔袭三千里灭北匈奴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三 )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发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发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区的屯田汉军，还集合了西域诸国发出征召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 。一听说要讨伐郅支，15个西域国家都派兵前来助战，其中就包括那个被郅支单于多次攻击的乌孙 。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发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与西域诸国组成的“多国部队”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发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胡汉杂陈的四万大军向西出发 。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发动起来 。
奔袭三千里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 。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 。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发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速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 。
第二，把握战机 。《孙子兵法·计篇》有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军来打他(麦克阿瑟选择在仁川登陆也是这个道理) 。只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时机，趁着对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兵锋直指其城下，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发挥的机会，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 。
第三，人和于战 。陈汤矫诏发兵，所征集的“多国部队”或为屯田汉军，或为西域诸国兵马，他们对于远征地理行程和北匈奴作战特点的了解，都远远超过从中原地区调来的汉军，利于行军作战 。
同时，四万之众的汉胡合兵，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还有利于形成“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的政治优势，师出有名，义正词严 。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 。司以说，陈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平战结合，就近发兵，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 。
公元前36年冬，在郅支杀害汉使、远遁康居八年后，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率四万汉胡大军向康居挺进 。大军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今塔里木盆地南边缘)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北道(今塔里木盆地北边缘)经乌孙王国首都赤谷城，横穿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今中亚伊赛克湖)西岸 。沿途击溃敌军抢掠部队，安抚受惊小国，探听对手虚实 。进入康居国境东部后，陈汤表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时政工经验：下令严守纪律，不准烧杀抢掠，并与当地的康居首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 。当地的康居人怨恨郅支单于的残暴，把城内匈奴人的实情告知给陈汤 。在康居向导的指引下，汉胡联军势如破竹，距单于城30里外扎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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