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长江|东北喜剧人的自救

这段时间先是下雨又是疫情,只能在家憋着,无比需要单纯的快乐,于是点开了辽宁民间艺术团(脱胎于赵本山的赵家班)的团综《象牙山爱逗团》,一口气追到完结。节目是宋小宝牵头,开篇他就说,把大家集结起来的初衷是,他们不能老是禁锢在自己的地盘自娱自乐,得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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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他这么说之前,我没意识到东北喜剧文化已经落寞到需要自救的地步,明明看电影、看综艺,到处都是东北元素啊。可仔细一琢磨,今年唯一爆的电影《你好,李焕英》里都是东北口音,然而讲的是个湖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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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爱情》明明一直在出新季,但在大家口中已经变成一个怀旧话题,越往后出现的新角色越没人认识,随着大脚婶意外去世,恐怕又要流失一大部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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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苏泷、李雪琴、张踩玲带着东北人独有的语言天赋走出来了,但他们在综艺里创造的梗已经和当地生活没什么关系了。沈腾和马丽同理,依托的一直是科班话剧、影视剧圈。曾经辉煌的现在边缘化了,想想是有点心酸。
东北本土喜剧的兴衰,和小品这种体裁是捆绑在一起的。看过一个统计,说春晚上的小品六成都是用东北话。它为什么曾经能站上历史舞台?
李健说东北人幽默是因为天太冷了没事做,只能动嘴自娱自乐,这讲的是东北人的语言优势:松弛俏皮,感染力强。我一直记得《红高粱模特队》里对模特这个职业的总结:“脑袋上包个绸子,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胯胯轴子。”生动形象,有一种不自觉的解构的效果。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改革春风吹满地至今还是全网最红的鬼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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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平时真正互相开的玩笑,观众听了并不会觉得好笑,因为东北人的幽默大量用在自我疗愈上,生病都能拿来当素材,而且调侃得最狠的往往就是病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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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讲的是东北喜剧叙事的核心,东北喜剧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年,反复讲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农民进城的不适应,老实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失落。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赵本山,从《相亲》开始到以《昨天,今天,明天》为代表的白云黑土系列,再到《卖拐》系列,一以贯之的有点怂、有点虚荣但本性并不坏的农民形象,在社会变革中间感受到不上不下的尴尬,从而制造笑料。除了他之外,潘长江的受气包人设、巩汉林的精明人设,都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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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东北小品,故事本身都带着对社会现象的洞察作为内核。从《红高粱模特队》到《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以农民的单纯朴实作为镜子,去讽刺一些虚张声势和形式主义。《牛大叔提干》、《策划》更具体直接,指向大集体里的人浮于事、虚伪。
在此基础之上创造的金句,生命力比莫名其妙的网络流行语长久得多,我至今和人沟通工作的时候还经常脱口而出:“要啥自行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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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东北喜剧和晚会小品一起落寞,一方面是因为媒介形式越来越多样,相比于精致的电影、更凝练的脱口秀,它能提供的视听享受显得乏善可陈起来。另外大家的生活经历千差万别,全民get的笑点越来越少了。同时更本质的是,农村叙事、失落叙事也不是当下社会最需要的东西了。
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得不说,东北喜剧人本身也陷入了一种停滞。
东北话还是好笑的,但语言上的来回交锋太零碎,需要高明的编剧把它故事化、深刻化,但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
另一方面,他们的演出方式也在原地打转,演员换了几代,一出场还是要么怂要么贱的人设,甚至于还倒退了。如果追看喜剧节目,就会发现东北系喜剧人尤其依赖挤眉弄眼的肢体动作,而不是剧作结构去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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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宝当初靠吃加了芥末的面,和“损色”出圈,他本人依靠外形和天生的节奏感,赢得了观众的喜欢。但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了,但凡依样子再来一个,好笑程度是指数级别递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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