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敦煌 先生们与《敦煌艺术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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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大辞典》 敦煌研究院编 樊锦诗 主编 赵声良 副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参与编纂《敦煌艺术大辞典》的孙儒僩先生绘制的莫高窟第237窟单层木塔图



参与编纂《敦煌艺术大辞典》的刘玉权先生的手稿



《敦煌艺术大辞典》壁画类词条



百年之业
敦煌 , 一个流光溢彩的名字 。 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元 , 多个民族在此生活 , 多种文化在此汇聚 。
今天 , 越来越多的人目光投向了敦煌 。
敦煌飞天、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乐舞……凡是与敦煌相关的名词 , 渐渐地成为大众所熟知的内容 。 然而 , 敦煌艺术走出西北一隅 , 其实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光 。
时间回到百廿年前 。
1900年 ,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即今编号第17窟)内发现的数万件古文献及数百件精美绘画 , 震惊了英国人斯坦因和世界考古学界 。 那时 , 清政府腐败无能 , 地方官员贪婪短视 , 藏经洞出土的文物没有得到任何有效保护 , 大量经卷、绘画被劫掠至海外 。 直至1909年 , 清政府才下令把剩余的一万多件文物运回北京 。 藏经洞发现的文物 , 吸引了中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 也由此形成了一门对世界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学问——“敦煌学” 。 但是 , 尽管敦煌学已成为显学 , 但在藏经洞发现之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 , 除了北京大学陈万里陪同美国人华尔纳到过一次敦煌外 , 中国几乎再没有一个学者亲自到敦煌石窟进行过实地考察 。
1937年 , 一位叫李丁陇的画家 , 专程赴敦煌石窟临摹壁画 , 并将临摹的画带到内地展览 , 由此让敦煌艺术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 在李丁陇的帮助下 , 画家张大千也抵达敦煌 , 在敦煌停留达三年之久 。 张大千不仅临摹了大量的壁画 , 还对石窟的内容做了详细记录 。 在这前后 , 考古学家向达等人也来到敦煌 , 对石窟进行研究 , 对敦煌周边的文化遗迹进行考古调查 。
敦煌艺术的精深宏富 , 终究会吸引一批竟毕生之力 , 只为保护和研究它的知己们 。
1943年春 , 常书鸿先生跨越千山万水 , 来到敦煌 。 他放弃的 , 是法国巴黎优渥的生活和扬名国际画坛的机会 。 在他的组织下 , 敦煌首个专门性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 于次年设立 。 一批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 开始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 。 研究人员李浴、史岩等先生 , 启动了对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的调查整理 , 这是敦煌艺术基础研究工作之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敦煌文化遗产 , 加强了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 。 20世纪60年代初 , 国家拨巨资进行莫高窟的全面保护维修工程 , 取得了重大成果 。 敦煌艺术研究的新时代来临了 。
首先 , 在壁画临摹的基础上展开了石窟历史与艺术的研究 。 在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的指导下 , 开始了系统的石窟考古研究 。 与此同时 , 对壁画图像内容的考证研究也全面展开 。 1981年 , 中日合作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卷)出版 , 集纳了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对石窟年代的考古分期研究、各时期石窟艺术风格的研究以及部分壁画图像的研究成果 。 这一时期还先后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书 , 为学术界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资料 。 1984年 , 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 , 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 此后 , 不仅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不断发表论著 , 相关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 , 还推动了国内外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与考古的研究 。
百年来 , 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 , 敦煌壁画中主要的内容 , 如佛教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传统神话传说等内容基本上都已考证清楚;各时期供养人像及题记的系统调查研究业已展开;敦煌大部分洞窟的时代基本确定;对敦煌石窟各时代的艺术风格特征有了基本的认识;造型艺术、音乐、舞蹈以及服饰等方面的研究也全面展开 。 这些 , 都为《敦煌艺术大辞典》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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