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张佳俊：确诊70万, 特朗普为何敢“称王”? 他又捅破了一个真相，( 二 ) 特朗普|张佳俊|美国|行

然而，今天的美国人似乎离回忆太近，离理想中的"自由"渐远，有时候念念不忘那些浪漫的历史叙事，不过是撩动了回忆，实际上已无法回头。当他们纷纷指责小布什任性开战、奥巴马沦为华尔街的工具以及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亵渎曾被奉若神明的美国宪制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许也是有意回避——同样不能逃避责任的，还包括他们自己。
二
在一些理论观察家看来，如果要给当代美国政治贴上一个最吸引眼球的标签，非“党派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也称“政治极化”）莫属。福山在反思美国政治体制变化时就不无忧心地指出：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如此两极分化过……然而政治极化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当政治极化碰上麦迪逊式的制衡体制，后果便是灾难性的。 ”

福山所谓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极化政治与分权体制相互扭结而生的“否决政治”（vetocracy），其直接导致党争阻断决策、压倒治理，最终使得“解决问题的政治”衰落了。
党派政治的极化可谓有目共睹，但接着福山的论述说开，因由意识形态而来极化确非故事的全部。
如果仅从表面来看政治极化，或者说仅仅看到否决政治的一面，就无法解释百年来美式治理何以获得长足发展，并且还成功地伸出长臂、笼罩全球。
换句话说，人们对各种热点政治议题中的党派恶斗现象司空见惯——这自然是美国政治游戏的一条明线，但对于由此掩盖的各党派默契而为、共享的另一条暗线却鲜有察觉。
在戴斯蒙 · 金（Desmond King）、尼古拉斯 ?·雅各布斯（Nicholas F. Jacobs）、西德尼 ?·米尔基斯（Sidney M. Milkis）等学者看来，有别于遥远的过往，美国党派关系的博弈固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拉拉扯扯，但早已不再纠缠于国家体量或政府规模之类的无谓之争，也不再简单地把国家权力视如洪水猛兽。
以往在公众的印象中，鼓吹国家行政权力的大多是美国的自由派，他们秉持进步主义理念，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积极推动国家建构和行政扩张；而美国的保守派则是“弱国家”“小政府”的忠实拥趸，正是他们对政府体制的猛烈抨击，为其博得了反国家主义斗士的盛名。然而，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1960年代后期以来，保守派虽然口头上依然呼吁恪守“有限政府”原则，实践中却也像自由主义者一样热切地追求国家行政权力。
也就是说，在管理主义的大行其道和行政国家的既成事实面前，两派心照不宣地背弃了传统宪制信条，都将政争核心转移到控制和重新配置行政权力上来，试图利用“国家”巨手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只不过二者的路数和侧重点不同罢了。
这一边，自由派的政策关切在于，通过巩固和扩大行政力量，加强对经济运行、社会秩序、环境保护、民权保障等方面的全方位监管，抵御自由放任市场的潜在风险，设计并推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罗斯福新政之后，这种政策偏好的典型代表要数约翰逊时代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建设。彼时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美国政府以 1964 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的颁布为起点，在环境污染防治、城乡规划建设、减贫脱困、平等就业、社会保险和救济、住房公平、产品安全、枪支管控、交通安全、信息自由、野生生物保护、残疾儿童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等各方面都加强了政策干预，行政国家的发展由此更进一步。
而后，罗斯福和约翰逊的政治遗产经由克林顿的延续性扩展，至奥巴马达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动荡，奥巴马团队强力推动政府直接干预，在其执政前期推动制定和实施数以千计的法律法规并建立相应的行政管制机构，涉及从严监管金融行业、限制网络运营竞争、减排温室气体、防治大气污染与水污染、禁采煤炭油气资源、加强枪支管控、保障劳工权益、力促全民医保以及推动种族、婚姻、同性平权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将自由派的政治理念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在其后期则直接绕过国会，倚仗行政国家实施社会经济治理，最终使得行政国家空前扩张。